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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黑骏马》（中篇小说）
对于张承志这类充满道德自负、洋溢宗教迷狂的作家来说，作品的高下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姿态。他扬头昂脖，对世界、世人一脸鄙夷之时，作品质量往往急剧下滑，只有自弹自唱自吆喝的份，或过鸦片瘾般地胡说什么与“特殊读者”的怪诞缘份。他苦修的体内突然遭到大真大爱的劫持，惊讶的同时谦卑之心大炽，便也可能迅即激发出伟大的创造力，写出让世人瞠目结舌的作品来——毕竟，张承志的天赋是像“硬道理”那样明摆着的——《黑骏马》无疑是他早年“谦卑之心大炽”时的产物，小说让人明显感到出自一位“大地孝子”的手笔，他那惯常显得偏颇、激愤的同情心，在这里因了对草原奶奶和草原姑娘的厚爱，突然变得格外痴迷深情。当以道德自虐的张承志暂时不再以道德虐人时，他高亢的人格特征，对“回民的黄土高原”的独特感悟，以及对艺术的独到理解，立时聚焦并升华出一种罕见的品质。在忘我状态下写出《黑骏马》的张承志是不可多得的，“钢嘎·哈拉”步点内的阳刚之气，可以一洗汉语文学圈内的阴柔之气，颓废之习。
张恨水《啼笑因缘》（长篇小说）
张恨水是影响最大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读得最多的不是鲁迅的小说，而是张恨水的小说——他曾经同时为七家报刊撰写连载小说。张恨水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啼笑因缘》，作品的模式和精神完全是《儿女英雄传》之类旧式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老套。但是既然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生活没有真正改变，那么以读报刊连载小说为惟一的文学生活的中国读者（尤其是包括鲁迅的母亲在内的女性读者）就永远会为这种老套涕泗横流。因此《啼笑因缘》可以被改编成评书，像旧式才子佳人故事那样一档一档说下去，而《阿Q正传》却永远只是少数〃精英〃的读物。谁能想象鲁迅小说能够在书场里供闲人们消遣呢？读者多寡，往往与作品价值成反比。现在当然没人再读张恨水了，新的“精英”依然读鲁迅，所以鲁迅的读者最终必然超过张恨水，然而张恨水后继者琼瑶女士的读者甚至比张恨水的读者更多。被战斗檄文唤醒的人数，总是少于被精神鸦片催眠的人数。
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篇小说）
把张爱玲打入另册近半个世纪，是革命的偏见。把张爱玲吹捧成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小说家，则是反革命的偏见。两者都因政治有色眼镜而影响了艺术判断。贬低者认为张爱玲是彻头彻尾的鸳鸯蝴蝶派，拔高者认为张爱玲没有一丝一毫的鸳鸯蝴蝶派。其实张爱玲骨子里浸透了鸳鸯蝴蝶派——甚至她读得滚瓜烂熟的《红楼梦》，也是鸳鸯蝴蝶派的远祖。然而曹雪芹写才子佳人，能够超乎同侪之上；张爱玲写鸳鸯蝴蝶派，也能够超乎同侪之上。但肯定曹雪芹不必同时否定罗贯中，肯定张爱玲也不必同时否定鲁迅。张爱玲在小说领域的独创性成就固然不容否认，但不该矫枉过正地把她吹捧为思想巨人和艺术大师。虽然《金锁记》被文学史家公认为张爱玲的代表作，但却不得张迷们的宠爱。张迷们的最爱是《倾城之恋》，这足以说明张迷们是把张爱玲当成高级琼瑶来读的。这是对张爱玲的另一种贬低，虽然张迷们自以为热爱张爱玲。作家不仅会在冷遇中被误解，也会在热烈的崇拜中被误读。
郁达夫《沉沦》（中篇小说）
小说作于一九二一年，大概相当于新文学的侏罗纪吧？据说当年也曾有过“洛阳纸贵”的荣耀，原因不难想见，一是白话小说当时还很稀罕，读者的眼光缺少训练，一是所谓“达夫式的露骨和直率”，再就是作品里那点颇能让时人莫测高深的性心理描写，比如日本女人“那一双雪样的乳峰！”当然还有别的，懒得总结了，因为小说实在幼稚了些，我甚至怀疑作家连第一人称的招法都没学会，一边“我”“我”不休，一边却尽是第三人称的角度。结构缺乏经营，想象的翅膀纹丝不动，无非一个神经质青年在喋喋自述罢了。这表明，若我们从艺术价值的角度考察，“影响力”便是桩靠不住的事。想来真是奇怪，若与郁达夫比拼古典文学写作，我敢说，集当前中华文士的所有才华，也是个大败亏输之局（魏明伦上场，只一合，便被挑落马下）。若仅仅比试现代汉语写作，一位稍有资质的中学生，都会忍不住替他修改冗词赘句。如果“他的megalomania也同他的hypochondria成了正比例”可以视为当年的时髦，那么在“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中，“在那里”三字，实在像汉字长了鸡眼，不拔不快。
众说纷纭房中术
？ 万 方
学界新论
早在几年前，《书屋》的一位编辑朋友就问我可以写点什么，并说有好的题目可以写系列文章搞个专栏连载。记得当时我将小文《千古疑案“莫须有”》交这位朋友的同时，便草拟了十来个题目给他，其中就有本文的题目。由于诸多的杂事与文债，这一设想未能付诸实行，但却一直萦怀于心。
之所以将题目定为《众说纷纭房中术》，是因为关于这一问题，古今中外，见仁见智，异说纷呈。且不说从不同学科的角度看待可以得出不同的见解和结论，即使是从同一学科，例如从社会学或者是婚姻社会学的视角观察，也很难得出共识。其原因即在于，与中国古代诸多的文化现象一样，房中术远远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男女性问题或医学问题，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学的问题，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不，针锋相对的文章出现在《书屋》杂志上了，这就是一九九八年第四期所载舒芜先生的《性学，我们古已有之么？》与一九九九年第五期所载王立兄的《性学，我们古已有之》。两位作者，一位是文史界的前辈老师，一位是医史界的学兄，都是我所尊敬的治学严谨的学者，所论应该不虚。然而分歧俱在，真让对中国古代房中术不太了解的人（真正了解的人确实不是太多）莫衷一是。我以为，性学是一个西方传来的名词，所指当为性科学。要考究性学是否在中国古已有之，首先必须对“性学”与“房中术”两者分别在各自文化背景中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看其所涵盖的内容是完全重叠、大部分重叠还是只有小部分重叠。如果是完全或大部分重叠，则可以认为性学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如果不是，答案则是相反。当然，这一工作不是一篇小文可以解决的，本文拟就其主线脉络稍作清理，或能澄清某些问题。
就目前可见资料看，较早而又比较系统的古代房中术资料是一九七三年底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一些简牍帛书。其中涉及或专门论述房中术的有《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养生方》和《杂疗方》。前三书主要讨论的是怎样通过导气（气功）、药物和性活动以加强男性性功能，以及怎样通过男女性活动并辅以导气以求得男性健身延寿的养生方法和理论；《养生方》记载了三十三种疾病或事项的九十余个养生与治疗方，其中有食疗、食养方，有内治方，有外用、外治方，绝大部分是房中养生方（此就字面上的广义而言。医家可称之为“补肾壮阳方”，方士则称之为“春药”），即通过药物的摄养与治疗以消除男性的某些性功能障碍的方法，也有少量房中导引养生理论的内容附于全卷之末；《杂疗方》的内容比较复杂，主要部分为房中药养及药治，兼有一些禁咒之法等。这些房中书具有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和一个目的，以及围绕中心和达到目的所运用的五种手段：
一个中心是以男性为中心。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