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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噢……又是一个锤子娃儿。这一年来，你可受苦啦！欢迎你到中央政府来工作……你们一起长征有多少‘小鬼’呀？”
“我们一块的有一百多个。”
“他们都到那里去了？”
“在河连湾调走了一大半，后来一路走，一路调走，只剩下我们几个到这里来了。”
毛主席又问我：“小李呀，念过书没有哇？”
我假装听不懂他的话，反问他：“什么叫念书？”
毛主席解释说：“上学堂……写字认字呀。”
我不敢承认在红四方面军中识过字，很干脆地否认：“我没念过书！”
“你在家干些啥子呀？”
“在家放牛。”
毛主席是明知故问：“噢 ！你家还有牛？”
我说：“我家没有牛，给地主放牛。”
毛主席表现出不相信的神气：“小伢子，你多大呀？能给地主放牛？”
我说：“我七岁就给地主放牛。”
后来，毛主席对我们几个说了一句：“你们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将来的天下是你们的。”
说话之间，毛主席慢慢踏上首长门前的石台阶，走进房里，我和谢老随其身后，警卫员站在了门外。
毛主席对谢老说：“像他这样的‘红小鬼’，来到我们政府是越多越好哇！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接着，毛主席又问：“你七岁就放牛，现在怎么在红军里呀？”
我说：“听地主儿子说，我爸爸入了‘红棒佬儿’一伙，我去找他，后来我就留在红军，又跟着红军跑到这里来了。”
毛主席好高兴：“你好命大！过雪山没有冻死、过草地没有饿死、大江大河没有淹死！人小命大呀……到了保安你想干些啥子嘛？”
我说：“想去前线打仗！”当时心里有个想法：上前线能找到父亲。
毛主席抬起右手，按一下我的头顶，说：“你这么小矮矮，还没有枪高，打什么仗呀！就在后方，跟着首长学学识字，等长大了再说吧！”他在屋子里慢慢踱步，拿起首长用的大毛笔和字帖看了看，又摸一摸床上的棉被，临走时又对我说：“这里的小米可难吃呀！不过比过草地时没有吃的好多啦……中午你告诉你首长，我来过啦。”
回到院子里，毛主席最后对我们几个小红军说：“你们要学认字学念书啊！不学不得了，学了了不得。”
黄祖炎首长回来后，我报告了上午的事。黄祖炎赞叹：“好不简单呢！毛主席还来慰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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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
1936年冬天，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保安，城里各机关和老百姓放起了鞭炮。我问黄祖炎：“首长啊！怎么放鞭炮呢？要是过年呢，大灶怎么也让我们吃一顿细粮吧！”
黄祖炎说：“不是过年，是蒋介石被活捉了！大家放鞭炮祝贺呢！”
我问：“蒋介石被我们红军活捉啦？”
“不是红军捉的，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临潼捉的。”
“张学良、杨虎城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司令吗？他们怎么抓蒋介石呢？”
“这是我们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大胜利，张学良、杨虎城赞成抗日，不赞成‘围剿’红军，主张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蒋介石不听他们的劝阻，宁可再丢掉华北，也要‘剿灭’我们红军！”
“这回可要杀了蒋介石这个坏蛋！”
“还没有决定呢……”
正说话的时候，有人来喊黄祖炎去开会。保安的中央领导们喜气洋洋，许多人主张要杀了蒋介石。在苏维埃政府的院子里，听黄祖炎首长跟几个人说，我们应该学曹操……我在四川家乡看川剧，知道曹操是坏蛋，搞不懂首长为什么这么说，所以把他的话记得很清楚。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保安城里军民都出动了，抢修飞机场。毛主席也参加了。大石碾子在黄土坪上轧来轧去。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在保安的上空转悠儿。飞机场太小，它降不下来，只好飞回去了。
第三天一大早，周恩来和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二十多人，骑马从保安出发，去延安乘坐飞机赴西安。毛主席、林伯渠、谢觉哉还有我的首长黄祖炎都出来送行，边说边走，一直到了保安城外。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军队从延安撤走，红军接管了延安。我和黄祖炎首长的夫人朝玉英先行一步，从保安去延安。
西安事变的深远意义是许多许多年以后我才领悟的。当时，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绝境，中共中央和红军向新疆转移的计划失败；西、北、东三方面是黄河天堑，南面有国民党百万大军封锁，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此刻，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发动“兵谏”劝蒋介石“联共抗日”，因此，张杨两将军确为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平息之后，东北军和西北军被改编，蒋介石调动中央军将陕北紧紧包围，准备重现江西“围剿”的胜利，在陕北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彻底消灭。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只好暂时放下消灭共产党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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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来给丁玲拜年
大约这年的春节前，首长的西屋搬进了一个中年妇女。
首长跟我说：“谢老说了，现在人手不够，让你顺便给丁玲打水打饭，好不好？”
我问：“谁是丁玲啊，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呀？”
黄祖炎用手指一指：“就是我们对面屋子里的女同志。”
丁玲很瘦，满脸的皱纹，只是一双大眼睛有点神气，整天不声不响地闷在屋里看书。我每天顺便给她打洗脸水，送三餐饭。丁玲那时就不简单，和黄祖炎一样，都在中央政府的灶上吃中灶。
有时，丁玲和黄祖炎在院子里聊天。说起西安事变，她恨恨地说：“应该杀了蒋介石这个刽子手。”
那天清晨，我从教堂后院的大灶打来一壶热水，刚刚走进首长夫妇住的院子，毛主席的警卫员急匆匆跟进来，他问我：“你的首长在家吗？毛主席来啦！”
说话间，毛主席站在院门口高喊：“老黄在这里么？丁玲在么？”我扭头望了一眼院子里的毛主席，转身推开东屋的门扇。首长夫妇正在炕上穿衣，我一边倒洗脸水，一边告诉首长，毛主席来了。随后去给丁玲送洗脸水。
毛主席不停地喊着丁玲的名字，迈步跨进堂屋的门坎，迎面看见我，正要与我打招呼，丁玲从西屋迎了出来：“丁玲在呀！”
毛主席说：“过年了，秀才们好吧！丁玲同志还好吧？”
丁玲的脸色红了：“哎呀！你还来看我，我还打算去看你呢！”
毛主席说：“行啦，我来看你，你就莫去喽。”说着，他走进丁玲的西屋。
丁玲的房间里，一架单人木床，一张白茬木桌，一对白茬木椅。墙角下堆着两只破旧的皮箱，一些书籍散放在窗台和皮箱上。我一边往洗脸水里倒热水，一边听他们的谈话。
毛主席坐床铺上，丁玲坐在对面的白碴木椅上。毛主席说：“你到延安这下好了吧，精神上、语言上不受压迫了吧，自由了吧！”丁玲只是点头，只是笑。
毛主席见我站在门口：“嗬，你这个小娃子，又到这里来了！过年好啊！”
丁玲问：“主席，你怎么认识他呢？”
“我认识他，比你还在前呢！那次在保安，我专门看过他们几个娃娃。”
丁玲：“哟，那是一个‘红小鬼’呀！”
毛主席转过来问丁玲：“你现在写点什么文章？”
丁玲瞟了我一眼：“啥子文章也没写，只是看书。”
毛主席说：“有啥好书呀，也让我看一看！”
丁玲：“没有啥好书，乱七八糟的随便看看。”
毛主席要求丁玲：“你应该多写些‘馍馍’出来。”
丁玲怔了一下，又笑了：“没有问题，早晚得有馍馍。”
我站在一旁，听得纳闷：“白面馍馍也能用笔和纸写出来？那不神了？”丁玲和毛主席一齐望着我，沉默了一会，毛主席说：“好啦，我去给老黄拜年去！”他走到堂屋里喊首长的名字。
首长在东屋里说：“老毛请进，老毛请进，我正在洗脸呐！”
毛主席哈哈大笑：“啊呀，你们真是一个懒汉，一个懒婆。”朝玉英拖着滚圆的大肚子，倚在炕沿上，垂头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