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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军事角度讲，首都城市必须建立在有利的地理位置上，有险可恃，以有助于战时的守御，此即所谓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管子o乘马》）。但实际上，作为国家的根本所在，首都〃大山之下〃或〃广川之上〃的地理位置仅具象征意义，古代中国真正的战争时期少有两军长期对峙于首都之下的现象。一旦大军压境，往往早已人去城空。因此，古代中国的首都更多地建在政治需要与军事需要相结合、并且也更有利于实施政治统治、具有便利交通条件的重要战略位置上，以有利于战时指挥调度，同时也有利于政治统治渠道的畅通。西安赖以建都的关中平原东临滔滔的黄河，其余三面则是大山环峙。它的西南面有太白、终南、骊山、华山等峰峦构成的秦岭山脉，西面是高大的陇山，北面有梁山、黄龙山、岐山等构成的北山山系。只有函谷关一线开向东方，山川形势十分险要，历来有〃金城千里〃、〃四塞以为固〃之说。与西安较为类似，地处九州之腹的洛阳背靠邙山，面对龙门，东有虎牢险关，西接函谷要隘，因而被认为是〃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除此之外，南京则以〃长江天堑，龙蹯虎踞〃，且〃控引二浙，襟带江淮〃，具有重要的战略优势。而北京与关中一样，具有非常优越的军事地理条件。这是北京成为帝都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9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5）
与政治、军事因素一样，经济因素也是古代中国择都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很明显，首都所需物资如果不能得到有效供给，城市的政治功能就难以得到有效发挥。与西方中世纪城市较强的经济属性不同，中国古代城市政治、军事功能非常强大而经济功能却较为弱小，城市仅仅是〃王公贵族的营垒，帝国广阔疆界中实现行政统治的独立的岛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城市的生存与发展仰赖于农村的经济给养。而在各等级的封建城市中，首都又因其消费人口的众多而必须通过行政的力量从全国各地聚集资源，首都所需运送的物资数量也更巨。
这种经济的因素从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古代都城的选择：一是所选定的都城位于富庶的农业区域中心。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八大古都中的西安、南京、杭州等三大古都的优势体现得较为明显。西汉时期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为当时天下最为富庶的农业区域，〃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o货殖列传》）。南京位于已得到较大开发的长江三角洲西端，三国时期为吴国首都。而富庶的区域农业经济也正是南宋选择杭州作为首都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所选择的都城交通相对发达，能够较为便利地从各地运输物资至此。洛阳之所以自西周初年起即被作为陪都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定都于此有利于集聚贡赋、积储物资，因为洛阳处于〃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中心位置。在开封被定为北宋王朝首都之前，这一城市已发展成为交通非常发达的〃北控燕赵，南引江淮〃的水陆都会。
而汉唐以来中国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综合和大运河的兴修，则是北京最终于元代以后发展成为统一帝国首都的根本原因。
至关重要的原因是，长城沿线以北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汉族之间长期持续不断的争夺是我国大一统王朝首都位于北方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较之农耕经济而言，北方草原上的游牧经济的最重要特征即在于其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无论雪灾还是旱灾，任何一次较大的自然灾害都可能对其基本的生存造成直接威胁。为了维持生存，草原民族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南向入侵。而草原民族的长期马上骑射生活又使其较之南方汉族更具战斗力。尽管从春秋战国开始，南方汉族政权为抵御草原民族的入侵而开始修筑长城，直到晚近的明朝长城又再一次得到强化，但是长城从来没有真正阻挡住来自北方的入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已实现内部统一的封建王朝来讲，〃攘外〃便成为维持其统治的一项长期不断的基本任务。维持国家统治的基本需求决定了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必须建立在更有利于〃攘外〃的北方。整个前近代时期汉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矛盾的一直存在决定了中国的政治重心从未真正离开过北方。
但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经济重心却呈现出由西向东、由北而南的转移趋势。秦汉以来，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我国北部黄河中下游地区，尤其是关中地区由于开发最早，也就成为中国农业经济最为发达、也是最为富庶的地区，相比较而言，山东、河北等地都没有关中一带的农业经济发达。这一时期南方的开发更少，除巴蜀、荆楚等少数几个地方得到较好的开发而外，包括长江下游在内的更多地方的农业经济发展都还很落后。因此，秦汉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在西北的集聚决定了北方草原民族（当时主要是匈奴）主要是从西北方面与南方汉族发展关系。这样一来，在以今陕西关中地区为核心的西北地区便成了中国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聚集点。
汉朝以后，长期而频繁的战乱与政权割据对以关中为核心的北方地区的农业和商业手工业都造成了持续时间长达数百年的严重破坏。与此同时，由于长期的过度开发所带来的水土流失、水源枯竭、水利灌溉衰退以及土地日益贫瘠等，使关中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自然灾害日益增多。据统计，唐朝自唐武德七年（624年）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100多年里，京畿地区旱灾10次，水灾7次，蝗灾3次，计20次；都畿地区旱灾1次，水灾12次，共13次。因此，唐朝时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已不能满足西安作为首都的需要，正如时人的总结：〃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 （《新唐书卷五三o食货志》）。
第10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6）
在西北地区生产力不断下降的同时，南方的持续开发使我国的经济重心自魏晋以来逐渐向东南转移。西汉末年，由于农民起义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生产力的破坏，大批灾民〃避乱江南〃。北方人口的南下，除了大大地增加了南方的人口和劳动力之外，还给江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了江南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火耕刀种的粗放农业不断得到改善，从而加速了江南的开发。到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城市也得到较大发展，六朝时期的江南经济，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均已超过北方。唐宋以后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开发使我国的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成为我国的经济重心。
经济重心由西北向东南移动的同时，北方草原的游牧经济并没有发生改变，北方草原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并未因而消失。这样一来，中国的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随之发生分离。为了更接近东南方经济重心获取资源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草原民族的势力必然也随之由西向东转 移。此即意味着，自西周以来北方少数民族不断由西北方向南下的侵略道路开始改由更多地自东北方向南下，于是，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意义便开始超越西北而不断上升，到辽之后，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不管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谁想掌握全中国，就必须占幽燕。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北京在中国政治版图中的地位开始凸显，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先后兴起，并不断南侵，原有的大一统王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北京在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它继续保持着区位的优势，成为中国政权格局演变中的受益者〃。
正是由于北京所处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而不仅辽朝，而且金朝择都时都看中了北京，〃燕盖京都之首选也〃（《金史o梁襄传》）。此外，隋代以后大运河的兴修使得南北大规模物资运输成为可能，而元代大运河的修浚更使大运河上的物资运输畅通无阻，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建都北京在经济上所面临的障碍。因而元朝以后，北京便开始由分裂政权的首都上升为封建大一统帝国的首都，历元明清三代，一直经久不衰。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