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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以好色来推挡，管仲赶忙编了一套大道理忽悠他，意思不外乎请齐桓公彻底放弃权力，让我这个大贤人当国。我撒开了施展，您再荒淫酒色，再不务正业，也可以当一代霸主。
齐桓公没辙，只好由着管仲建设新时代吧，自己退到二线抓妇女工作——齐国率先出现君、相二元分权管理。
管仲又跟齐桓公要条件：“人微言轻啊，疏不间亲啊，我一介布衣，没有政治资本，没有大家族背景，别人不理我这套啊。”于是齐桓公给管仲起了大房子，把临淄城里的“市”（商品交易区，我管它叫农贸市场）的税收三分之一发给管仲当工资。管仲成了齐国第一号暴发家族。爆发后又怕被上流社会看不起，就要求齐桓公给他加尊号。齐桓公索性尊他为“仲父”，就是干爹或者二叔的意思。肚量阔大的齐桓公又要求全国人都讲避讳，不许说“夷吾”两个字，因为这是我干爹管仲的名字，要避讳。齐国老贵族们都大喊晦气。
在当时，一个普通家族子弟如管仲，出身微贱的商人，力量薄弱，是没法进入政府高层的。政府要职都是被大家族垄断着，家族内代代世袭。管仲硬挤了进来，必然受到各大家族的抵制，所以需要齐桓公给他撑腰。后来，管仲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成功，使自己的家族也成为了齐国的新兴大家族，和鲍叔牙家族一起盘踞在政坛上。但是一个家族想在一国政治中永远生存、永远主导是不可能的。管仲、鲍叔牙开启的“管氏、鲍氏”这些新家族传了若干年后又被更新的田氏家族所灭绝。齐国的兴衰发展史，就是这些大家族的兴衰变化史。鲁国也是如此，鲁庄公的几个弟兄，也将发展成所谓赫赫有名的“三桓”，是三个新兴大家族，将去见证鲁国的沉浮。
让我们把目光投回到管氏家族的创始人，这位曾经拿齐桓公的肚脐眼当箭靶子的干爹——管仲同志吧。管仲总算遇到明主了，齐桓公扶植他成为新兴家族，扮演齐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角。一切权力都有了，齐桓公什么都答应了，生米就要煮成熟饭，人民就要擦亮双眼，管仲再干得不好，如何向人民交待？时年管仲45岁，商人出身的他不光能吹，还真能干。管仲首先归还鲁国、卫国、燕国被齐国侵占的土地，换取睦邻友好，创造经济发展的安定环境，转而对外实行经济侵略。他充分发挥自己经济学特长，鉴于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就奖励捕鱼煮盐，实行海盐国家专卖，从别国挣了很多外快。当时各国贫盐，管仲单方面抬高盐价，致使他国黄金流失万余斤，天下黄金越少，齐国越提高金价，高价收买各地黄金，以至于形成黄金垄断。再用垄断的金子，贱价购买各国货物，使天下市场操纵于齐国这个金融寡头之手（当时民间农贸市场买卖用青铜货币——布币、刀币之类的，国家之间大宗交易则用金子）。管仲向梁国、鲁国订购大批丝织品，对方贪图利益，就废掉农耕，全国养蚕抽丝。一年过后，管仲单方面撕毁购丝合同，一下子就把梁、鲁两国给搁那儿了。两国老百姓家家没粮食吃，天天裹着自己纺的绫罗绸缎饿肚皮。
看的出来，一般圣人都只重思想教育，崇农抑商，害怕商人，因为商人思想不如农民塌实。而管仲却重视商业经济发展，他取消关税，在道路关卡不对商人的行旅货物征税；在市场上，对商人只收铺位租金，而没有其它营业税什么的，这是给商人以优惠政策。管仲解放思想，积极扶植商业万元户，对外国实行经济侵略，最终以商业带动国家走向富裕。富国之后，管仲开始强兵，组织城里的士人练兵。当时打仗是城里人（国人）的事，城外农村人（鄙人）不服兵役。管仲让士人每家指定一人当兵，五家就是一伍，八个伍设一个连，十个连组成一个旅，旅长叫做“良人”。五个旅是一个军，全国分三军。这三军儿郎平时习文练武，每年以打猎形式搞两次军事演习。一夕有警，全城皆兵，扩大了征兵资源，总计兵车八百乘。由于不许迁徙，每五家的“伍”士人从小玩在一起，长大跑在一起，夜里作战，听到彼此声音不会乱伍；白天作战，见到对方容貌就互相认识。同灾同福，此唱彼和，感情深厚，打仗拼命，富于团队精神。这种征兵制，比后代“募兵制”买来的雇佣兵，更团结、更忠诚，也更爱家爱土，不需要搞整风运动，思想就已经很统一了（这有点类似同时期欧洲希腊城邦国家的斯巴达的“菲迪拉亚”——15人一组的小型战斗单位，也是生活打仗都在一起）。
士兵有了，兵器怎么办？管仲说，犯罪之人，缴一个真皮的盾加一支大戟就可以赎罪，想打官司吗，诉讼费是三十支箭。
养着这么多军队，就得给他们找事做，军事机器闲着就会长锈。于是它在未来的30年间，像绞肉馅一样绞掉周边30多个小国，使齐国成为东方超级大国。这个一度只会纵欲享乐的爬虫样的没志气的国家，管仲给它带来了天翻地覆的腾达变化，最终成为春秋大地上的第一只恐龙。
管仲还改革了官僚机构，反对职务世袭，而是从地方推荐贤人，经过三轮面试而聘任之，每年还要接受一次业绩考核，决定职务的升迁去留。这是职业官僚队伍的萌芽，冲击了原有的大家族垄断政坛局面。然而，死脑筋的孔子却不服管仲这一套，孔子叫嚣亲亲尊尊，希望把官缺都留在既有大家族内世袭，以保证原有统治结构万年不变，与管仲“唯才是举”的人才战略背道而驰，认为这会撼动统治秩序的稳固不变。孔子尤其看不起管仲鼓励经商，因为商人也是不稳定因素，还说管仲奢侈，不知礼。唉，儒家评论干部的标准就是这样，只看德行是否符合传统，行为是否有利维持既定秩序，而不看政绩，不看它给社会民生的增值。真拿他们没办法。
大哉强齐二
不过，管仲的第一次大型军事行动，却是大丢面子。公元前684年，新上台的齐桓公为了报复鲁庄公协助公子纠夺位的宿恨，就以鲍叔牙为统帅（那时候不分文武官，文官也能打仗）催动三百辆战车，行军二百公里，南下掠过泰山，直扣鲁国北境，来教训鲁庄公。鲁庄公不敢力战，命军队扛着大戈，向内地收缩，将主力军约三百辆兵车，结集在一个叫长勺的地方。距离长勺不远的曲阜城里一片恐慌。
这时候，一个士人，名字叫曹刿，求见鲁庄公。士人，也称布衣，你说他是官吧，他不是官，说他是老百姓吧，他又不乐意承认。类似于现在的“白领”。总之是一种介于官（卿大夫）和平民之间，说高不高说低不低的阶层，类似于穿着长衫而站着喝酒的孔乙己先生。不过说孔乙己委屈他们了，他们比孔乙己能力强。说白了，我们可以把“士人”定义为城市平民中的佼佼者。他们的职业呢，则在城邑中混同引车卖浆者流，干什么都有可能，养活自己为目的，谈不上宽裕。
要想宽裕需要当官。当官的人有俸禄，可以买肉吃，叫做食肉者，士人则穷，和其他平民一样主要吃菜。曹刿既然是一个士人，就是吃菜者（那时老百姓可以吃的菜是：郁李、野葡萄、苦菜、葫芦、麻子、王瓜、葵菜等等）。吃惯了菜的曹刿再也不想多吃一口了，他绿着眼睛说：“我要当官去，改吃肉去！——食肉者鄙，未能远谋！”
怎么才能当上官呢？当时士人想当官，比现在来得容易。现在主要是大学毕业后当公务员，慢慢往上熬。当时则有两条路径：一是士人被现居政坛的人（主要是卿大夫家族的族长，号称卿或大夫）推荐而当官。比如管仲（他在发达前也是个士人），就是经过鲍叔牙推荐而当官。但是曹刿走不通这条路，因为人家平白无故干吗推荐你啊，人家自己族内的弟子还不够推荐（世袭）的呢。要想让人家推荐，首先得去人家里当小“崔巴”——也就是拎包的，说好听点叫门客、家臣，比如蔺相如就是当“缪贤”的家臣表现优秀而被缪贤推荐。另一条道路是自荐，比如颖考叔向郑庄公自荐，面试表现出色，几句话说得漂亮，帮郑庄公想出了个“掘地见母”的好主意，就当上了大夫。曹刿也选择自荐，跑去求见鲁庄公。他先发制人地问道：“国君，现在齐国大兵压境，您打算怎么办，敢不敢打？”
鲁庄公这时年纪小，经验少，上次已经在“乾时”败了，被齐国敌人吓得留神无主。他有病乱投医，指望这位不速之客帮他妙手回春，于是回答说：“我平时祭祀神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