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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逾制，便成为实际的占有，甚至是非法的占有。所以层层的地主阶级是占
有者，而却有相对合法的与不合法的区别；通过法律的规定，可以看出他们
的占有的相对合法的程度，又可以看出他们的占有的非法的程度。封建财产，
如上引文所说的，应该是主权者或国家财产，在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则更不隐
藏地表现出“主权是皇帝的私有财产”，这就是我们说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
形式。大土地占有者之所以获得可靠的土地权力，是依据了名分的传统以及
荣誉的恩赐。名分和荣誉来自门第和“勋格”，而不是来自财货的商品关系。
这即是马克思说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象君主国授与名义给君主一样，授
与名义给他的主人。“（参看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译本，页四六）
根据上述的理论来看，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权，依法律的虚构而受命于
天的君主的名器，是所谓传统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最高主权；作
为最高地主（即主权者）的皇权，在政治上即表现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国封
建专制主义的历史不仅表现出土地所有权和主权不分，而且更表现出国家对
全国范围内的居民有极大的强施职役的权力。学者间曾怀疑过万里长城的修
筑，如果不是使用奴隶劳动，很难设想能够役使这样大规模的劳动力，因而
论证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终结不会早于秦代。我认为，大规模劳役的事实，不
但见于秦代之北筑长城，南戍五岭，汉代之兴修水渠，移民屯垦，而且还见
于以后历朝的屯田、营田、开运河、设驿站、建都、造陵苑等等工程以及对
外战争。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一再指出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公共职能
或中央政府管辖的公共事业。在经历内战破坏而重建统一王朝时，这一适应
于封建的土地所有权与主权不分的政权形式就愈显得突出。秦、汉、隋、唐
帝国是这样，宋、元、明帝国也是这样。但在欧洲，如上引文所指出的，这
样“国家财产”，却表现为隐蔽的权力。这里存在的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
而不是社会构成的不同。
其次，宝塔式的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是通过各种名分的赐予才取得相对合
法的权力，而这种相对合法的权力又基于家族、门第、身分、勋爵等等。在
中国，我们称他们为身分性地主或品级性地主①。一般说来，他们依据名分而
有免役免课的特权，因而他们占有的土地具有相对的合法占有的性质。但在
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形态之下，即使是世袭的封建主或勋贵那样的特权等
级，他们的物权的范围和程度，在法理上和制度上都受到限制；甚至其物权
也受皇权的一定的支配，其土地权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皇帝追回或追赐以
至夺爵、抄没，这就和欧洲领主的不纳不课（immunitas）不同。汉代七国之
反，晋代八王之乱，都和这点有关系。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封建制社会，物
权关系比较薄弱，而债权关系（如经典作家指出的贡纳形态）显得更重要，
因而这样地主阶级的所有权是不完整的，特别是从法律意义上看来，是缺乏
条件的。
有的土地占有者只有所有权的基础，占有一定的土地，却还没有在名分
上取得所有权而使这种占有具有完全合法的性质；或者在取得相对合法性质
的同时，又被封建国家规定的赋役法在贡纳形态上剥夺了地租的一部分从至
大部分。这样的土地占有者常被特权者所排斥，被繁重的职役所困扰。唐、
宋时代的那些无免役权的地主或“富民”便是这样。唐代九等户与宋代五等
户中的“高户”都负担着很重的职役，在实际的占有中依然没有合法的完整
的地租权。我们称这样的土地占有者为带有“非品级性”或“非身分性”色
彩的庶族地主。因此，依照法定的名分所具有的身分、品级、门第而取得的
土地权力，是具有远近亲疏的“婚姻关系”的，因而也是具有政治的臣属性
的。依照特权而分封到的土地，其性质是比较稳定的；不依照特权而自己占
有的土地，其性质则为实际的占有，其对农民的臣属的关系就没有领户若干
户或“实封”若干户的法律的规定了，而逾法所荫庇的农户在法律上是被认
为有罪的。马克思说：“封建的生产，都以土地分给尽可能多数的臣属这件
事作为特征。同其他一切主权者一样，封建领主的极力，不是依存于他的地
租折的大小，而是依存于他的臣属的人数。后者又依存于自耕农民的人数。”
（资本论第一卷，页九○六）中国封建统治者，对于臣属的人数，历代一直
存在着争攘的问题。
① “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
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页三三）中国的封建法权从白虎通义以来，
历代统治阶级都费尽心血对这四种权力从事法律的虚构。这里的“政权”一词相当于马克思说的主权一词。
① 列宁在十九世纪末期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中把“身分性”和“非身分性”两个概念对立起来，指出资本
主义土地私有权的发展，“即在于由身分性之转变为非身分性”。该文译者曾有一个注，把“身分”解释
为“品级”。按сословность和бессослов…ность是从сослвие孳乳而来
的，后者一般译为“等级”，因此，身分性与非身分性可以直译为等级性和无等级性，但这样译法也难令
人理解其所指的意义。用中国的传统习惯，译为品级性和非品级性似比较合适些。因为品级指特权者的身
分，是特别的与国家联系的职能，而非品级的寒族或细族是不入于品官或品题的等级。我们从前曾沿用了
身分性和非身分性的译语，是权宜的处理。至于庶族地主的“庶”，与凡人良人在法律上具有同等的身分，
他们是和有品级地位的豪族或士族以至官品贵族有区别的。我们采用非身分性或改译非品级性，不是说庶
族地主等于具有农村资本主义富农的概念，而仅仅说他们带有非身分性或带有非品级性的色彩，也可以说
是半“非身分性”，或半“非品级性”的地主。这即是说，他们既有区别于封建的身分性地主的性质，然
而又有不能转变为非身分性的性质，因而，这个阶级集团便有其两面性，他们似相当于“把农业底重心由
份地转移到非份地上去”的富裕农民（参看列宁文集第三册，页四五），而又在历史条件限制之下，没有
完全取得非身分性地主的资格。至于身分性和非身分性的译语，我建议改译作品级性和非品级性。
我们认为，品级性地主阶级在法律上规定着有臣属的特权，其政治权力
是和土地的占有联结在一起的（虽然也有但书的规定）；而一般庶族地主则
既无合法的臣属的特权，又无免役权，同时其所占有的土地要分割出一部分
地租，以贡纳形态或以债款形态交给最高土地所有者。应该记住，不可以把
这种贡纳形态和近代的财产税混为一谈。
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贵族和臣属的关系，是一般的规律，而在历史的形态
中也具有着一定的特点。
这里还应该指出：封建的土地权力的这种品级结构，在亚洲，土地所有
权属于主权者的国家，丝毫不意味着否定地主阶级的存在。相反地，在各个
时代，虽然都可以有“公田”、“官田”的形式，但其背后的秘密都刻上各
别时代的支配阶级的烙印，例如，奴隶制与封建制时代的土地“公有”或“官
有”，依然是贵族、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而言）的土地所有权的一种形
式；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这样说：“国家的主要所得，是在地租形态上归到
地主、君主等等手里的国家，例如亚细亚的国家，也是这样。”（剩余阶值
学说史第一卷，三联书店版，页三五三）①
第四节 农民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作为耕作者的农民只有占有权、使用权而无所有权这
一问题。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列宁所经常指出的，农民的土地占有必须和地
主的土地占有严格地区分开来的论点，决不能用近代资本主义时代的法权，
也不能用中国明、清之际以后以至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情况来进行考察。
马克思曾这样描述封建主义的特征：
“在那里〔指欧洲的中世纪〕，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