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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柳宗元刘禹锡传）所以二王、刘柳，是出自庶族或进士科而图谋改革当
时朝政的一个进步集团。他们改革的内容，因当政时间短促，不见有整套措
施记载下来。但他们所进行的改革值得特别指出，如罢去担任大贪官京兆尹
的李实，就是一件好事。李实苛敛于民，搞得“人穷至坏屋卖瓦木、贷麦苗
以应官”，被罢斥时“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顺宗实录卷一○），
可见他们的改革是符合人民要求的。特别是罢去宫市的措施，大快人心。“宫
市”是皇室利用最高权力而榨取人民财富的一种变相横夺的腐败制度。顺宗
实录卷二说：
“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
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
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
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
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
之。”
当时宦官为五坊小使者，至张罗网于人家门前或井上，使人不能开门汲
水。二王改革时对此亦严加禁止。史称这些改革施行后，“人情大悦”（顺
宗实录卷二）。为了打击宦官，改革新政时又命宿将范希朝担任右神策京西
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以夺取宦官掌握禁军之权。但二
王、刘、柳的这些改革，却被旧史这样歪曲，说：
“（禹锡等）颇怙威权，中伤端士。宗元素不悦武元衡，时武元衡
为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
群即日罢官。韩臯凭藉贵门，不附叔文党，出为湖南观察使。既任喜怒
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旧唐
书卷一六○刘禹锡传）
然从当时史实看来，二王、刘、柳确是反对宦官专横、反对当权的官僚
大族而进行变更制度的革新派。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已曾指出这些，但他
不可能明白斗争的社会等级的根源。二王、刘、柳代表着庶族势力的左派，
他们在经济地位上和等级地位上都和一般凡庶人民有脉络相通的因素。因
此，不但宦官实力派坚决反对他们，贵族大官僚也坚决反对他们，而且守旧
派诬陷他们“挟邪”不利于所谓“端士”，也反对他们。如荥阳大姓郑珣瑜
（即郑覃之父）曾因韦执谊与王叔文吃饭的一件小事，竟籍此告病，不做宰
相，以表示坚决反对改革（见顺宗实录卷二）。在这种夹攻之下，王叔文等
革新派失败了，这个集团的八人同被贬为边州司马，故时称“八司马”。
（3）最后应该论证一下一般历史读物所记载的牛、李党争。这一党争是
通过对教育文化的问题而开展起来。牛党指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杨虞
卿等。李党指李德裕、郑覃、李绅、陈夷行等。前者代表庶族势力，后者代
表门阀大族势力。李党李德裕是赵郡李氏。他的祖父李栖筠，官至御史大夫。
他的父亲是李吉甫，元和（唐宪宗）时宰相。李德裕以门荫得官，极力反对
科举，少年时就“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他认为朝庭显官应由公卿
子弟来做，寒士是不配做的（旧唐书一七四李德裕传）。他在武宗时做到宰
相后，就将进士及第后的一切礼数习惯都罢去。郑覃是荥阳大姓。他的父亲
郑珣瑜官至宰相。他是门荫得官，最反对进士的“浮华”，“稍折文章之士”，
并特别提出“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牛党的牛
僧孺，伪托隋朝牛弘之后，实则唐语林说：“相国牛僧孺，。。或言仙客之
后，。。少孤贫。”（唐语林卷三识鉴）牛仙客出身河湟吏胥，连庶族出身
的张九龄也瞧不起他，则其出身卑下可知。李宗闵是唐室的支裔，“宗闵与
牛僧孺同年登进士第，又与僧孺同年登制科”（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
二人即由进士科结合起来的。杨嗣复则与“牛僧孺李宗闵权德舆皆贡举门生，
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同上杨嗣复传）。杨虞卿很受李宗闵器
重，进士科出身，并助投考者舞弊，李宗闵待他“如骨肉，以能朋比倡和，
故时号党魁”（同上杨虞卿传）。
他们之间的党争，始于元和初的制科考试。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同
时应试，例如人们常引用的“疆畛相接，半为豪家；流庸无依，率是编户”，
就是皇甫湜策文中的具有人民性的话。当时他们的策文都指斥时政，指斥李
德裕的父亲当时宰相李吉甫，因此，主考官被贬，牛、李等也久不调选。此
后两党相争愈来愈烈，特别在文宗时，李党上台，即尽斥牛党，牛党上台，
亦尽排李党。到宣宗时，牛党与皇室加强联合，宣宗特别重视进士科，“爱
羡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大喜”。并且，“尝于禁中
题：乡贡进士李道龙”（唐语林卷四企羡）。在皇室和庶族联合之下，李党
失败了。
按牛、李党争表面争论之点是科举问题，并不象上面讲的两次斗争的内
容更具有政治意义。由于门阀豪族也加入进士科，且这种制度后来已经成为
定型，故以拥护或反对进士科为斗争的标榜就难以树立起来，从而党争形式
也就只剩下门庭出身的问题了。
总之，唐代党争开启的局面，影响了以后各代。在阶级内部的关系方面，
后代的党争也依然存在着唐代的传统。如宋代的新旧党争，旧党司马光等就
代表了豪门大族，王安石就代表了庶族。所以，王安石在读柳宗元传一文中，
肯定地说：“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又说：“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
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而所谓欲为君子者，
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终能毋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耳，复何议彼哉。”
（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一）王安石不但肯定刘、柳是奇才，更赞美刘、柳被斥
后的坚持不屈。因为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正是刘、柳传统的继续。反对王安石
的苏东坡，在行酒令时，曾以庶族牛僧孺父子比王安石父子。唾玉集说：
“东坡先生尝遇客行一令，以两卦名证一故事。。。先生曰：‘牛
僧孺父子犯罪，先斩大畜，后斩小畜。’盖为荆公发也。”因此，宋代
党争虽不是对唐代党争的直接翻版，但其源流递嬗的历史是昭然若揭
的。
以上我们对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些特征概
括地作了分析和说明。这些结论还待进一步讨论。
在这个时期的农民战争也有着不同的纲领和口号。在中国封建制社会前
期，即自秦、汉之际至唐代中叶（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八世纪中叶），劳役
地租是封建地租的支配形态，农民被军事组织的强力束缚在土地上，在鞭子
的驱使下进行着非人的劳动。繁重的徭役、封建剥削与掠夺以及严刑峻法，
使他们时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这样，农民首先要求的是生存权利和最起码
的人身权利。中唐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以实物
地租为支配的形态，代替了以劳役地租为支配的形态。尽管超经济强制的剥
削，依然混合着很重的劳役，但农民总算可以取得一些劳役形式的中断的机
会，可以自己负责在好象是自己占有的或使用的土地上从事生产，他们的人
身权也由于不断的斗争而略有提高。后期农民战争具有和前期农民战争相区
别的特点是这样：他们已不限于人身权和生存权的要求，而进一步提出了均
平的口号，即从王仙芝的“平均”和黄巢的“均平”的头衔以至王小波的“等
贵贱，均贫富”的纲领或口号，这一纲领或口号包含着对土地的要求。
关于农民战争的口号或纲领的分析，这里从略，读者可参看历史研究一
九五九年第四期侯外庐著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
展。
第二章 吕才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
第一节 吕才的行年著述及其
“异端”学派的性格
吕才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卒于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六○○——六
六五年）。他是初唐杰出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对军事学、历史学、文学、音
乐都有很高的修养。特别是他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初唐的唯物主义阵营中的
代表。但是，由于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