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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货币的颜色而已。我们在前面已经根据一般历史事实和马克思主义的地
租理论，说明在实物地租形态之下依然存在着间断性的大量劳役，也存在着
货币折算制度（这种地租形态有时难以转化为货币地租），因此，货币作用
在这里是不能夸大的。两税法以前的“一床”或“匹庶之征”，是用扩大斗
尺的简单的方法去诛求，而两税法时对诸色人户的“折钱”、“折纳”之征，
就不是这样简单地用大斗长尺来增加剥削，而是在匹幅升斗的货币比值上着
想了。正由于这样的“折纳”折算，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通过巧妙
的曲折的几番折算，剩余劳动生产物便更多地落入他们的手中。封建专制主
义国家的库藏中尽是从农民身上榨取来的剩余产品。如大历十四年（公元七
七九年），“内庄宅使奏：。。有租万四千余斛，。。上令分给所在，以为
军储”（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诏出内库
缯绢五十五万匹供军”（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这种库藏，正如马克思
所指示的：“在亚洲。。货币贮藏不象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那样作为总生产机
构的附属机能出现，这种形式的财富倒是当作最后的目的而保持着的，在那
里，金制的和银制的商品实质上不过是贮藏货币的艺术形式。”（政治经济
学批判，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页九八）
上面主要是从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法典来研究土地所有权及其相应的地
租形态，来研究劳役地租转变为实物地租的过程、途径和为法律所固定了的
型范。至于史书上所说的“官田”以外的“民田”的地租形态，还没有来得
及专述。因此，我们在这里，必须简括地把这个问题加以探讨。
在中国旧史书中，大量存在着土地“兼并”的记载，也大量存在着对土
地“兼并”的攻击或批评的言论。特别是列朝皇帝的诏令和臣僚们的奏语，
把“兼并”都看做破坏国家制度的非法行为。在一定时期还夺取这种所谓“逾
制”占有或限外占有的土地，以给予贫民或百姓。因此，由“法律虚构”的
封建主义的绝对的土地所有权对于由法律限定的不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和非法
占有权，是长期处在矛盾之中的，而历朝统治阶级对之都企图解决而又不可
能解决。我们认为忽视了这种矛盾，就难以对中国封建国家的特点进行研究。
按“兼并”一语，丝毫并不意味着土地交换关系，而只意味着非法的侵
夺。这一概念和合法的“占”有是相对立的。所谓“占”有，不仅有一般的
占有性质，而且还有“限”有的性质。“占”在制度的意义上即同时指“限”
的范围。这在历朝法律上都有明白规定，或按品级，或按官爵，或按封赐，
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均田制也不例外。前面所谓的“逾制”侵夺不仅是对
于土地占有权的滥用而言，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劳动户口或劳动人丁的掠夺
而言。上面我们讲的在均田制下的逃户转为豪族品官的荫附和私属之所以形
成严重问题，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从地主阶级的逾制的大土地占有（一般译为“大地产”）方面讲来，
唐代地租形态的表现又有什么变化呢？
研究这一问题，入手的地方有多方面，这里我们仅从“私属”这一农民
的范畴讲起。
第一，均田户大量成了贵族官僚和其他地主阶级的“私属”，这意味着
农民的直接依附关系有了转移。陆贽所谓“依托豪强，以为私属”，即说明
相对地破坏了过去依托于封建国家而为国家“编户”的情况。
第二，“私属”这一概念，最早见于王莽废除奴隶占有的诏令中。“私
属”即指农民的人格依托于豪强隶属之下，其地位仅高于奴隶的地方只在于
形式上的不得买卖。唐代的“私属”也是人格的隶属关系，也即“财产关系
同时就必然会当作直接的统治与奴役关系，直接生产者则当作不自由的人而
出现”（资本论第三卷，页一○三一），这就有利于劳役地租的“直接强制
的”剥削。“私属”的概念是和宋代主客在祖佃关系之下的客户完全不同。
第三，“私属”是没有独立户籍的荫庇户，没有法律保障的劳动力单位。
他们虽然逋逃出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课调重租的负担，而成了隐瞒的不课
户，但他们的非法地位，却更使他们要在他人的土地上耕作，不可能在自己
利用的土地上或实际上属于他们自己的生产场所内进行生产。
第四，“私属”之依托于豪强，既然其劳动力失去了一切“法律的规定”
的限制，因而豪强对他们的剥削特别沉重，即陆贽说的“倍于公赋”的高额
地租率。他们对于自己的劳动时间是没有多少权利来自由支配的。
从两税制使户等制合法化以后，情况就有了转变。农民有了自己的新的
户籍，从罪犯地位逐渐相对地取得法律的保障。他们虽然在九等户制中是最
卑下的等级，但因了括户，成为合法的客户，他们就可以成为“自己的土地”
的“占有者”（占有者加括号是根据经典著作来加的），他们可以同在两税
法之下“由法律的规定”交纳地租。这就说明他们有了一定的劳动时间的支
配权利，有了少许利用自己的土地进行生产的条件。因此，实物地租的形态，
在户等制确立之后，不论主客户都在形式上一般化了。
然而，这却不能了解为从此主客户就一样平等起来，特别不能了解成为
有特权免役免课的高等户和客户一样有平等地位。相反地，特权贵族以及高
级主户依然对客户有程度不等的隶属关系。到了宋代，主户和客户之间，“形
势户”和客户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接近于封建制晚期的佃客隶属关系了。这
种转变，应另作专题研究。
从上面各点所论证，实物地租形态的确立是两税法规的主要历史意义，
以后各代直到明末一条鞭法为止。都继承着这种制度而未有大的改变。至于
两税中夏秋二季所征收的剩余生产物的类别，应在细节上进行研究。以后各
代劳役法令对于两税制的补充，也须专题讨论。
最后，我们应该知道，在中国后期封建主义社会，地租形态也时常处在
混合的不纯的情况之下。除了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公共职能这一原因之外，
农村公社的存在是主要的原因。由租庸调制转到两税法时，农村公社的完整
组织受到了一次冲击，这是由户等制劳动单位之代替自然形态的血缘单位可
以看出的。然而中国的农村公社是长期地存在于后代的。受到了一次冲击之
后，它又在家族的形式上重新组织起来。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记宇文融请
行剩田法说：
“请从宽乡有剩田州作法，。。其剩地者三分请取其一分以下，其
浮户请任其亲戚乡里相就，每十户以上，共作一坊，每户给五亩充宅，
并为造一两口室宇，开巷陌，立闾伍，种桑枣，筑园蔬，使缓急相助，
亲邻不失。丁别量给五十亩以上为私田，任其自营种。率十丁于近坊更
共给一顷，以为公田，共令营种。每丁一月役功三日，计十丁一年共得
三百六十日，营公田一顷，不啻得之，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
这里很明显地表示出，在均田破坏时，统治阶级还想利用农村公社这种形式
再把公社农民编制起来，以剥削其每年百石之租。后来如宋代张浚的营田法
就采用这种办法。这就说明农村公社既有破坏而又维持的情况。因此，在两
税法施行后，公社虽不能维持原状，但耕织相结合的公社组织，依然是实物
地租所以实现的基础。中唐以后诗人描写的这种农村公社情况的诗还很多，
白居易的朱陈村诗可为典型：
“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去县百余里，桑麻青氛氲。机梭声扎
扎，牛驴走纷纷。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县远官事少，山深人俗淳。
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陈村民，死
为陈村尘。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
居有族，少长游有群，黄鸡与白酒，欢会不隔旬。生者不远别，嫁娶先
近邻。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既安生与死，不苦形与神，所以多寿
考，往往见玄孙。。。一生若如此，长羡陈村民。”（白氏长庆集卷一
二）这里诗人将农村公社美化了，男耕女织的公社中农民生活是极苦的。杜
荀鹤的山中寡归一诗中描写得很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