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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色”既用以称谓人民所交纳地租中的某种某类实物，又用以指
称某种徭役，于是又用到各种不同地位的人身上来。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说：
“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五品以上父祖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唐
会要卷八三租税上：“（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二月敕：如闻诸道
州府长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后，遂于当处买百姓庄园舍宅，或因替代情弊，
便破定正额两税，不出差科，今后有此色，并勒依元额为定”。唐律疏议卷
一四户婚下：“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疏议说：“人各有偶，
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又说：“杂户配隶诸司，不与良人同类，
止可当色相娶，不合与良人为婚”。这种以“色类”“诸色”来表明人身等
级，特别是成为各种负担赋役劳动者的称呼，在两税法前后越来越普遍了。
到了宋、元、明、清各代，更成为各类劳动人户或人等的固定的称呼了。
第五，纳物既称“诸色钱物”，劳役既称“色役”，劳动者既称“各色
人户”或“各色人等”，于是，在唐开元、天宝年间，出现了“户口色役使”
的官职。这是适应户等制在政权形式上的反映。唐会要卷八五户口使说：
“开元十二年（公元七二四年）八月，宇文融除御史中丞，充诸色
安辑户口使。天宝四年（公元七四五年）二月，户部郎中王鉷，加勾当
户口色役使。”
本来唐代的地租赋税，开始时主要是租庸调及户税地税。唐律疏议卷一五厩
库说：“应输课税谓租调、地税之类”。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记：“天下诸
州税钱（即户税），各有准常，三年一大税，其率一百五十万贯；每年一小
税，共率四十万贯；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每年又别税八十万贯，以供
外官之月料及公廨之用。”“类”即“色”之意。这时的色目是不多的。其
后，生产在发展，土地占有关系在变化，社会等级在重新编制，民户在流移，
劳动力单位在变化，剥削课目在增加，官吏在上下其手，因而封建专制主义
国家的科敛色目便越来越多，“诸色”“各色”不计其数，所谓“科敛之名
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旧唐书卷一一八杨
炎传）。适应这种新的情况，开元、天宝设置的户口色役使，其主要任务，
就是检括“各色人户”，来榨取“诸色钱物”。旧唐书卷一○五宇文融传说：
“其已奏复业归首，勾当州县，每季一申。。。其归首户，各令新
首处，与本贯计会年户色役，勿欺隐及其两处征科。”
这就是说，各色租税，应由户口色役使来设法统一征收，当然特别注意的是
客户的税钱。因为税客户不等到两税时的“户无主客”之差而规定一律交税。
开元时宇文融为诸色安辑户口使时，就“征得客户钱数百万”了（同上）。
既然税客户钱，也就不得不承认客户的合法户籍。同时，客户转为封建专制
主义国家的主要税户，对于荫庇客户的大族豪强来说是不利的，因而不少大
官僚起来反对。如户部侍郎杨腿衔袄ǹ退鹁尤恕被颉袄ǹ筒焕尤恕薄�
（同上）。所谓“损居人”就是妨碍了大族豪强荫占客户的利益。而“色役
使”既征客户税钱这一“色”，又征租庸这一“色”，又管折纳、市轻货这
一“色”，更设置租庸脚钱这一“色”。所以旧唐书卷一○五王鉷传说：
“既为户口色役使，时有敕给百姓二年复，鉷即奏征其脚钱，广张
其数，又市轻货，乃甚于不放。输纳物者有浸渍，折估皆下本郡征纳。
又敕本郡高户为租庸脚贵（新唐书作“士”）。破其家产，弥年不了，
恣行割剥。”
“户口色役使”和“诸色安辑户口使”的职责，就是这样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工具。各类色役色目繁多，租庸调的收入即相对地日渐减少下去。户税、地
税、及各种勾剥日渐增多的情况，据杜佑的估计，天宝中每岁总收入约五千
七百余万，其中户税二百余万，地税一千二百四十余万，诸色资课勾剥四百
七十余万，合计已差不多二千万贯、石；而做为主要的地租——租庸调不过
三千七百万屯、贯、端、匹、石。在比例上租庸调还不及户税地税及诸色勾
剥的一倍。由此就可证明，租庸调法已日趋破坏，而诸色钱物的征收却正向
着两税法这一法典的方向发展。
到建中元年（公元七八○年），均田制和租庸调法既经激烈破坏，两税
法就顺应着“诸色钱物”征科的发展趋势终于实施了。这标志了实物地租形
态经过漫长转变过程的法典化。现在我们研究一下两税法的内容及其历史意
义。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说（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略同）：
“乃请作两税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
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
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按后改为十分之一），
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
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
率以大历十四年（公元七七九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
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
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
关于区分夏秋收税和折纳、折钱计算等，前面已有说明，不再详论。这里我
们仅从以下主要的几点做些阐明：
第一，所谓“作两税法，以一其名”，意味着在法律上将各色剩余生产
物一齐都并入两税，而旧日的租庸调也同样并入在内。唐代帝王的诏令也指
明这点：“两税法悉总诸税。”（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一制置诸道两税使敕）
有人以为两税仍是租庸调正税，这是不合历史事实的。按建中元年（公元七
八○年）赦文，已明白规定“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唐会要卷八三租税
上），则两税当然不仅是过去租庸调正税。又有人以为两税是户税加地税，
或者仅是户税，这也是错误的。按该赦文中也明白规定“其比来征科色目，
一切停罢”，这里当然不是说罢去不收，而是“作两税以一其名”，即是将
诸色税目租庸调等，都合并起来，统改称两税，以一征收。这样法规的内容，
启蒙学者王夫之在他的读通鉴论中已经指出来，而过去资产阶级学者却总是
想在细节上打笔墨官司。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封建法令都含有极大的不规则性，而且一般的法律
形式常是和特制诏令及纲目相矛盾而互存的。因此，如果把两税法看成是一
个完整的法律，那就太天真了。然而，封建法律只要有典型性，它总是反映
着当时社会历史的主要方面，而根据统治者的更大的利益出发来制订的。从
两税法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制订是基于这样的假定：即假定直
接生产者的劳动力一般已经至较高的熟练程度，可以允许统治阶级放心把一
切色役都“由法律的规定”而不“由鞭子来驱使”，放心把一切色目“由各
种社会关系的力量”而代替“由直接的强制”来征取；假定劳动力单位可以
放心让其“自己负责来进行这种剩余劳动”而代替在“直接的监督和强制下
进行”（参看资本论第三卷，页一○三七）。我们可以肯定地讲，如果没有
这样的假定，两税法的统一支配劳动人手并统一征取各色剩余劳动生产物，
就在历史意义方面难以解释了。当然，这是资产阶级学者所不能理解的问题
之一。
第二，“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的规定是指什么意义呢？前面已经指
出，宇文融括户时，已经征收客户钱，代宗宝应年间，并将客户依百姓规定
户等，交纳赋税。两税法的规定更将客户的地位合法化，将对客户的剩余劳
动的榨取制度化。通过法律，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将逃亡的客户争取到手中，
成为剥削的主要对象。据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所载，建中元年（公元七
八○年）初定两税时即遣使括户，得土（主）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
万，因而剩余生产物的收夺也就激增了。正因为括出这样大量的客户，故在
安史乱后户口曾一度惊人的骤减后，而在两税法后又逐渐增多。据唐会要户
口数所载，唯宪宗元和时户数在三百万以下，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