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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从具体的历史出发，分析并领会其中历史的特点。一般说来，中国封建
主义的地租形态在各个阶段都有混合的不纯的结合。马克思说：“各种不同
的地租形态会在无穷无尽的不同的结合中互相结合起来，并由此成为不纯
的，混合的。”（同上，页一○三八——一○三九）因了农业和手工业相结
合的自然经济的性质，实物地租形态更适合于“在亚洲可以看到的静止（即
指‘非运动’）的社会状态”（同上，页一○三九）。因此，虽在劳役地租
形态支配的时代，实物地租形态也时常混合进来。
两汉的公田官田、曹魏的屯田、西晋的占田、北朝隋唐的均田，这些封
建的土地所有制的表现形式，到了中唐时代被皇庄、官庄等另一种表现形式
所代替。而所有权的表现形式与其所由以实现的经济形态是必然相互关联着
的。东汉末司马朗还建议就汉代的土地所有制上面完整地恢复古代井田。三
国志魏志卷一五司马朗传说：
“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
井田制虽然不能恢复，但屯田制却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特殊的国家形态”，
使土地所有制的“公田”形式又建立起来。屯田制中产品的分配形态是一种
贡纳的形态，据三国志注引魏武故事，枣祗“执分田之术”（魏志卷一六任
峻传注），曹操从之。这里地租不管是四六分或是对分，我们认为它是以一
种劳役地租为主的混合形态。为什么这样规定呢？这是依据了劳役地租和实
物地租所由以区别的基本理论。在这里，直接生产者屯田客是由军事组织的
强力“在地主或他的代表人直接的监督和强制下进行的”。这里的臣属关系，
是把从黄巾手中夺得的资财，划为屯田，而“用鞭子来驱使”参加过暴动的
人民进行生产。他们不是在“实际上属于他自己的生产场所内，他自己所利
用的土地内”进行生产（资本论第三卷，页一○三七，重点系引者所加），
而是在所谓封建的“公田”上进行生产的。这样进行生产即马克思说的劳役
地租的“不言而喻的自明的定律”。列宁关于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的区别，
也根据这条定律：劳役地租的特征在于“农民以其在地主土地上的劳动创造
剩余产品”，而实物地租的特征，在于“农民在自己土地上生产剩余产品，
并因受‘非经济的强迫’而将其交给地主”（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
主义，页三六）。西晋的户调式也沿袭了屯田制的剥削形态，如晋书卷二六
食货志说：
“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
户者半输。。。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
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
对于占田课田的解释，众说纷纭，但极其繁琐的考证，却并未有助于从马克
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体会劳役地租的精神实质，相反地把问题弄得更玄奥难
解了。我们可以肯定地讲，这里的农民是国家农奴，他们在所谓封建主义的
“公田”上来进行生产，替封建的最高所有者耕种土地，替自己耕种份地，
在空间上，农民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被区分开来，因而剥削形态是以劳役
地租为支配的形态。
这里或者有人要怀疑，为什么在穀帛“实物”兼课调的情况之下是以劳
役地租为主的形态呢？我们说，这种“实物”的贡纳，表现出不纯而混合的
状态，但其中劳役性的不自由是极其明显的，特别是其“单纯的进贡义务”
的形态是明显的。因为不同的地租形态会在无穷无尽的不同的结合中互相结
合起来，因而成为混合的、不纯的。马克思着重指出过，在劳役地租的“一
切形态内，只要在那里直接劳动者仍然是生产他自己的生活资料所必要的生
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的‘占有者’，财产关系同时就必然会当作直接的统治与
奴役关系，直接生产者则当作不自由的人而出现；这种不自由，可以由那种
有徭役劳动的农奴制度算起，一直算到单纯的进贡义务”（资本论第三卷，
页一○三一，重点系引者所加）。在“租调”的形态之下，农民的不自由也
可以从农奴制度一直算到单纯的进贡义务，而以后的“庸”则是表里一致的
徭役劳动。为什么产生混合的形态呢？马克思指出，直接生产者表面上之占
有生产资料是一种“假设”，有利于“独立经营他的农业以及与农业结合在
一起的农村家庭工业”（同上）。如上面所讲的，不纯的地租形态在亚洲所
表现的，既然“农业手工业的结合是亚洲生产方式的广阔的基础”，那么穀
（农业产品）帛（手工业产品）租调就成了相适应的形式了。在地主是主权
者国家的场合，地租和课税就会合并在一起，依赖关系是对于国家的臣属关
系（参看同上，页一○三二，注意此节是讲劳役地租）。为什么穀帛的实物
地租形态，如在两税制以后，一样又在夏秋两季交纳的内容里表现出来呢？
这是由于自然经济的农业手工业的结合形式的存在，所以到了实物地租支配
的时代，农工业产品兼课，对于亚洲的社会状态，还适合于成为那里的基础
（参看同上，页一○三九）。
北魏在均田以前的地租形态，甚本上是继承汉代、魏、晋的田租户调而
来，如魏书卷一一○食货志说：
“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
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
在实行均田制以后，租调虽加改订，但并没有改变以劳役地租为主的本质。
魏书卷一一○记均田后改定的租调如下：
“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
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
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
北齐北周的地租，基本上同于北魏太和（孝文帝）时所定的，惟略有改变。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说：
“（北齐）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
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
五升。”
“（北周）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
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
隋王朝的地租，初沿齐、周，后略有改变，把手工业工匠的劳役也一同规定
在内了。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说：
“仍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丁男一床，租粟三石；
桑土调以绢絁，布土以布，绢絁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
及仆隶各半之。。。开皇三年（公元五八三年），。。减十二番每岁为
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
唐王朝的地租规定，如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所载：
“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
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
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
调俱免。”
施行均田制各代的地租与赋役不分的制度或“进贡义务”的形态，大略
是如上所记的情况。从前所论证的讲来，地租形态是和土地所有制以及与之
相呼应的特殊的国家形态、臣属关系和奴役形式等关联在一起的。依此，我
们可以从以下各方面考察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劳役地租形态的性质。
第一，在中国历史的一定时代，把一夫一妇或一床做为劳动力的单位编
制起来。这里所表现的性质是经典著作所说的“自然的形态”，即血缘关系
的形态，反映着劳动力不发达的状况，是最适合于劳役地租的生产形式。更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劳动力单位的一床和单丁与生产工具奴婢、牛有一定的
比例。依北魏制度，一床等于四个单丁，四个单丁等于八个奴婢，八个奴婢
等于二十头牛。北齐、北周和隋制，则改为一床等于两个单丁或两个仆隶。
试以北魏情况来说，一床等于八个奴婢，意味着这样的一种奴役性：一床夫
妇和八个奴婢，二十头牛，可以互相类比，而仅仅是在数量上有所差别，可
见人的人身权是不完整的，在这种意义上良人和奴婢以及牲畜有一定成分的
共同性。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是很难索解的，但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就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