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以任意支配农民的土地。如宋淳祐八年（公元一二四八年），大括围田为公
田。吹剑四录说：
“淳祐八年，史宅之以签书枢密院事领财计，建议括浙西围田及湖
荡为公田，置田事所，选差官属。。。州县乡镇，所在置局，官吏四出，
奔走阡陌间。凡濒湖田亩，虽非围田，一例抄括。。。又追集里正，供
具数十年前绝户，并废寺观、废庵舍，产去而名存者，悉行追究，连逮
承买之家而捃拾之。或倍价以偿，或重赂以免，一路骚动，怨嗟沸腾。”
明神宗亦曾以河南庄田及所括民田，计得四万顷以封赐第三子福王。封建政
府的这种权力是略当于欧洲封建国家的早期王权。完整的土地所有权是属于
皇帝的，而各类品级性和带有非品级性色彩的地主从法律而领受不同等级的
荣光，因而他们是土地所有权的不完整的分享者。
根据上述屯田、营田，官僚的赐田、职田，以及民田的情况来说，在均
田制破坏后，旧式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未因此而根本改变，不过它的经营
形式起了变化，如上面所讲的庄园经济之下的官田。到了明代的一条鞭法和
清代的更名田，旧制度才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另一方面，唐代特别从九等户定籍以来，官田散为民田的记载多了起来。
这样不能以官庄、皇庄和屯田、营田的方式来支配并管理的土地，必须以另
一种方式来征取地租。从实质上讲来，那些散为“民田”的土地，不是所有
权的让渡，而仅是在程度上以及形式上的占有权的放宽。例如玄宗置劝农使
时，已经这样规定：“先是逋逃，并宜自首，仍能服勤垄亩，肆力耕耘，所
在闲田，劝其开辟。逐土任宜收税，勿令州县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放。”
（全唐文卷二九置劝农使诏）这里“所在闲田”给与逃户耕种，所谓“收税”
的比例（似按两税来收租）不明白，但已经不提按均田办法给授，也不按租
庸调方法来征取了。玄宗不久又颁布了弛陂泽入官诏，全唐文卷三○载：
“所在陂泽，元合官收。至于编氓，不合自占。然以为政之道，贵
在利人，庶宏益下，俾无失业。前令简括入官者，除昆明池外，馀并任
百姓佃食。”
闲田之变为民田或“永业”，按“收税”和“佃食”来说，所谓“民田”
的性质是可看出来的。这样的方式带有农奴解放的意义，而绝不是有些人说
的什么“向私有权的过渡”。按唐律本来规定障占陂泽者是犯罪的，现在却
允许“百姓佃食”，编氓可以“自占”了。“自占”即占有权之意，它过去
是在法律上不允许的，而此时由法令承认下来了。不过在“自占”的土地上
要“佃食”，即除维持其生计外，须负担封建的赋役。以后，就径直将逃户
绝户桑产与官健充永业。这里“充永业”的意义也不是“自由的私有权”，
而是一种占有权，例如“请射”的规定。唐会要卷八五逃户条：
“（代宗）广德二年（公元七六四年）四月敕：如有浮客情愿编附，
请射逃人物业者，便准式据丁口给授。如二年以上，种植家业成者，虽
本主到，不在却还限，任别给授。”
“（穆宗）长庆元年（公元八二一年）正月赦文：应诸道管内百姓，
或因水旱兵荒，流离死绝，见在桑产，如无近亲承佃，委本道观察使于
官健中取无庄田有人丁者，据多少给付，便与公验，任充永业，不得令
有力职掌人妄为请射。其官健仍借种粮，放三年租税。”
这样看来，一方面“永业”是一种占有权的性质，另一方面它又处在租
佃关系的支配之下。因此，农民就如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好象“在自己的
土地上”进行生产了。
还有一种按照劳动力来分配土地占有的规定。全唐文卷六六穆宗南郊改
元德音说：
“应诸道管内百姓，或因水旱兵荒，流离死绝，见在桑产，如无近
亲承佃，各委州县，切加检实。据桑地数，具本户姓名申本道观察使，
于官健中取无庄园有人丁者，量气力可及，据多少给付，便于公验，任
充永业。”
此后又将逃户田产分给百姓为永业。如会昌年间规定，逃户二年不归，其桑
田屋宇，即“召人给付承佃，仍给公验，任为永业”（唐会要卷八五逃户）。
农民对于土地得到了“公验”，成为自己的“永业”，这看起来好象是自己
的田地，实际上仅仅具有某种占有权，且对国家依然要负课责的。但经过这
样改变，也就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鼓励农民的幻想，如旧五代史卷一一
二后周太祖纪说：
“以天下系官庄田仅万计，悉以分赐见佃户充永业。是岁，出户三
万馀。百姓既得为己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
这正说明了农民对于耕地取得了相对的占有权以后，对于耕地看起来好象是
“自己的”以后，劳动兴趣就大为提高了。以后宋朝，还是采用这个办法。
如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说：
“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三分之一。”
这样看来，所谓“永业”的规定是以佃为前提，收获的一部分要无偿地归于
所有者。因此，在租佃剥削之下的所谓“永业”，不但不具备完整的占有权
的形式，而且更确切地说来，是种“永久使用权”罢了。这种使用权显得比
过去均田制之下的暂时使用权更有利于统治阶级进一步剥削的胃口。
农民看起来好象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耕种了，这种历史变化，不
但给两税法之下的以实物地租形态为主的剥削制度提供了条件，而且也可能
更多地承担封建国家的“色役”。因此，“客户”劳动力定籍的再编制也就
成了历史的必然的倾向了。因为如列宁所指出的，“农民被牢牢地封闭在‘格
特’（按指禁止移住）以内，被牢牢地封闭在份地的占有制以内”（列宁文
集第三册，页八○），是中世纪妨碍经济发展之一特征，而在份地以内有些
开放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的。
这种“民田”或“永业”，到了宋代，在五等户制之下更有所发展，五
等户中的高户，不少成了“富民之家”，一方面在他们的占地上“募召浮客，
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嘉祐集卷五田制），其非法的实际占有
权之可观，好象仅在法律上与所有权有所区别。然而另一方面，这些“富民
之家”不但无免役权，而且是在各方面负担贡物和沉重的“职役”义务的人，
有时他们因役重而破产。所以，因了地租权的被分割，法律上规定的所有权
的排他性的实质也就削弱了。从这一点讲，党争的阶级背景或社会根源就更
容易理解了。
从唐代以至宋代，一方面因了等级制度的再规定，和以前各代有些不同，
如唐太宗以官爵高下分作等级，对庶族地主大为让步，以致封建主义的特权
也倾向于层层的分散。宋史食货志曾明白指出：“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
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这里后一句
话，因了课役，所谓“各得专之”并不能完全专之，须大打折扣。但毕竟在
这情况之下，使旧史所谓“轻重之权，归于朝廷”的那种权力有一定的下降。
但另一方面，因了官庄、皇庄的经营方式的开展以及屯田、营田的程度的增
大，特别到了元、明之际，封建主义土地所有权又倾向于集中，以致有如顾
炎武所说的富饶的江南地区官田发展的情况。据明史食货志说，明代官田有
一时期约占全国耕地七分之一。中国历史中这样的矛盾是贯串于整个封建主
义时代的。
最后，应该指出，唐代土地关系的相对变化是在农民经常逃亡和起义、
经过长期的斗争以及劳动熟练程度提高的条件下所取得的。关于农民起义，
我们另有专文论述。关于唐代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本章应
该有专节来论述，但因为有关史料尚待进一步研究，我们暂时还不能有完整
的叙述，只能在这里提出几点来。
第一，亩产量有了提高。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齐民要术所载深耕、耙
耢、锄草、绿肥等方法，由唐代农民继承下来，并加以推广改进。虽由于唐
代农书的失传，我们还不能详知当时的具体情况，但在耒耜经中关于各种农
具的记载中，是可以看出这种耕作技术不只曾经存在于北方，而且是施行于
江东的。
如果说劳动力单位的再编制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