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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安石新学具有何等气魄震慑他的论敌，是很明显的。
再从新学学派本身对王安石的评价，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得全面。陆佃
是王安石的及门弟子，也共同参加了三经义的修撰工作。在陆佃的陶山集里，
有对王安石的学术地位的较多的评述，摘引如下：
“淮之南，学士大夫宗安定先生（胡瑗）之学，予独疑焉。及得荆
公淮南杂说与其洪范传，心独谓然。于是愿埽临川先生之门。后予见公，
亦骤见称奖，语器言道，朝虚而往，暮实而归，觉平日就师十年，不如
从公之一日也。”（陶山集卷一五，傅府君墓志）
“某初学为己，方不逮人。偶多在于门墙，遂少窥于阃奥。雨而无
盖，护商也之非；风乎舞雩，嘉点尔之志。具蒙善秀，深被乐成。”（陶
山集卷一三，除中书舍人谢丞相荆公启）
“唯公之道，形在言行，言为诗书，行则孔孟。”（陶山集卷一三，
祭丞相荆公文）
“进已见大儒之效，退将为百世之师。”
“天锡我公，放黜淫詖，发挥微言，贻训万祀。”（陶山集卷一三，
江宁府到任祭丞札荆公墓文）
陆佃从学安石最久，陶山集卷三丞相荆公挽歌词所谓“绛帐横经二十秋”，
足以为证，因此，他对安石的了解是比较深切的。当然不免有对老师的过分
推尊处，但陆佃后来也被列入元祐党籍，是安石政敌所引为同调的人。再看
陆佃所作书王荆公游锺山图后，更可窥见王安石生平治学讲学的神情风格，
实跟道学家的“褒衣博带，规行矩步”完全异趣。
“荆公退居金陵，多骑驴游锺山。每令一人提经，一仆抱字说前导，
一人负木虎子随之。元祐四年六月六日，伯时见访，坐小室，乘兴为予
图之。其立松下者，进士杨骥，僧法秀也。后此一夕，梦侍荆公如平生，
予书‘法云在天，宝月便水’二句。‘便’，初作‘流’字，荆公笑曰，
不若‘便’字之为愈也。既觉，怅然自失。念昔横经座隅，语至言极，
迨今阅二纪，无以异于昨夕之梦。”（陶山集卷一一）
蔡卞是安石的女婿，也是安石的学生。蔡卞在新学学派里，地位很高，其所
著毛诗名物解，直承安石字说，书至今犹存，还是一部好书。蔡卞对王安石
的评价，见于蔡京所作安石传：
“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
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
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
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二）
所谓“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所谓“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
神，。。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
端”等等，这从今天来看，是明显地争夺道学之席。但从经学历史的发展来
看，这些话是并不十分过分的。三经义的反传注学风，自应有其历史地位。
而道德性命之学，为宋道学家所侈谈者，在安石的学术思想里，开别树一帜
的“先河”，也是事实。赵秉文滏水文集透露了此中消息：
“自韩子言仁义而不及道德，王氏所以有道德性命之说也。然学韩
而不至，不失为儒者，学王而不至，其蔽必至于佛老，流而为申韩。”
（原教）
“自王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而不知笃厚力行之实，
其蔽至于以世教为‘俗学’。而道学之蔽，亦有以中为正位，仁为种性，
流为佛老而不自知，其蔽反有甚于传注之学。此又不可不知也。”（性
道教说）
此虽贬辞，却真实地道出了“新学”在学术思想史的地位，所谓“俗学”正
是与异端“新学”相对的别称。
千年以来，在封建的正统思想的压制下，王安石的“新学”没有得到应
有的注意。而资产阶级学者则非历史主义地把王安石思想又作了各种歪曲，
今天应该把这个千年“未发之复”，疏理清楚，并作出总结。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生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公元一○二一年），
卒哲宗元祐元年（公元一○八六年），年六十六。关于他的生卒年岁，依蔡
上翔考证，见蔡著王荆公年谱考略；宋史本传有误，今不取。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是一个历任多年县主簿、县令、知州、州通判等地
方官的亲民官吏。据临川先生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卷七一先大夫述，王益
“自祥符八年（公元一○一五年）得进士第，为建安主簿”，后“为判官临
江军”，“领新淦县”，“知卢陵县”，“移知新繁县”，“知韶州”，丁
忧，“服除，通判江宁府”，宝元二年（公元一○三九年）卒官。除丁忧而
外，王益服官时间当在二十年左右。王益死时，王安石已是一个十八岁的青
年。王安石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父亲身边度过的。父亲做地方官的工
作，对王安石会发生影响。先大夫述里记录了王益做地方行政工作的思想作
风，这种思想作风，颇有似于日后的王安石，文章里也反映了儿子对父亲心
折的情绪。文章说道：
“为建安主簿，。。县人不时入税，州咎县。公曰，孔目吏尚不时
入税，贫民何独为邪？即与校至府门，取孔目吏以归，杖二十，与之期
三日。尽期，民之税亦无不入。自将以下皆侧目。为判官临江军，守不
法，公遇事辄据争之。。。豪吏大姓至相与出钱求转运使，下吏出公。”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安石的父亲和豪吏大族这样一些品级性地主阶级处
于矛盾的和对抗的地位。
王安石的家庭没有什么田产，王益的官职也还不够使家庭取得显赫的社
会地位。对于家庭经济情况，王安石的诗文里屡次有所提及：
“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文集卷一三登越州城楼，
时作鄞邑满秩而归）
“内外数十口，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禄以至于今不
能也。。。愿殡先人之丘冢，自托于管库，以终犬马之养。”（文集卷
七四上相府书）
“今也仕则有常禄，而居则无常产。而特将轻去其所以为养，非所
谓为人子事亲之义也。”（文集卷七四上曾参政书）
“亲老口众，寄食于官舟，而不得躬养，于今已数月矣。早得所欲，
以纾家之急，此亦仁人宜有以相之也。”（文集卷七四上欧阳永叔书）
“某到京师已数月，求为一官以出。既未得所欲，而一舟为火所燔，
为生之具略尽。所不燔者，人而已。”（文集卷七四与孙侔书）
由此可见，王安石是从一个寒素的庶族家庭出身的。若按九等户来评比，他
的家世的阶级或等级地位是不高的。他的一家生活，依靠官禄来维持，所谓
“仕则有常禄，而居则无常产”，所谓“取食不腆之禄”。这样的小官僚阶
层，在北宋中叶为数不少。他们如果不做官，没有官禄，生活就很困难。王
安石曾概括地叙述这种人的生活情况说：“某常以今之仕进，皆为诎道而信
身者。顾有不得已焉者，舍为仕进，则无以自生。”（文集卷七七答张几书）
他们或者有少量田产，但是“又田入不足”（文集卷七四答吴孝宗书）。王
安石的家庭正是这样的典型，在候差期间，一家老幼几十口寄食于官舟。官
舟为火所燔，就“为生之具略尽”，“所不燔者，人而已”了。由于小官僚
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情况，使王安石更容易接近和了解农民的生活。在皇
权对品级性地主之间的斗争里，他们很容易扮演拥护皇权的角色。他们企图
从品级性地主那里夺取农民，归于皇权的直接控制。而夺取农民的手段，就
是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对农民作若干让步，一方面打击品级
性地主的无限制的兼并、掠夺，借以维持皇权和品级性地主之间的相对平衡。
同时，这样的庶族地主，就其在封建法律规定之下的身分而言，是没有
特权的，因而他们和农民之间有一些共同的利害关系，可以同情于农民的苦
难生活；然而他们一旦在仕进之中取得了品级地位，取得了特权，又可以为
拥护绝对皇权——最高地主的父权，而和农民处于对抗地位，所谓保甲法就
是证明。所以，他们的历史地位是可以名之为半“非品级性地主”。
王安石二十三岁初登仕牒以前的生活，集中反映在他的忆昨诗里。文集
卷一三忆昨诗示诸外弟说：
“忆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