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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个机会，而照史蒂芬太太的态度，好像我对于她们的工作进行上是有点便利的。那么我为什么不能答应她呢？
门响，史蒂芬太太进来了，她用疑问的眼光看着我，一声不 响的站在我的面前等待我的回答。我说：
“好的，我担任我能力所及的工作。”
她笑了，伸出她的手同我的亲切地握着。最后她坐下来。似乎要说什么，但是我先问了：
“我可以知道你们的详细的情形么？”
“这连我都不知道。”她说：“我们只知道我们的工作。”
仆人拿着红茶进来，尾随着那只红棕的大狗。于是史蒂芬太太为我斟茶，她叫仆人把狗带出去，开始说：
“奇怪，我们都以为你是中国的工作人员。”
“我的行为诡秘么？”
“许许多多论证。”她说：“我所见到的是你的生活与你的态度不一致。”
“这是怎么讲呢？”
“你一方面有很强的民族意味，一方面你似乎对于战事漠不关心。一方面很厌憎繁荣的都市，另一方面又鸩溺于都市的繁华。”
“这都是间谍的特征么？”
“这是说，你相反方面的行为都是伪作，而一切的生活不过是你工作的手段。”
“这也许是史蒂芬，不是我。”我说：“我不过是苦闷与矛盾的集体。”
她微笑，不说什么，我问：
“你以为我能够胜任我的职务？”
“自然 ，”她说：“我想你的职务不会在你的胜任以外的。”
“那么什么是我的工作呢？”
“我也不知道 ，”她说：“明天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叫你到费利普医师诊所去。”
“好的。”我说。
“进去，你可以说是神经衰弱。”
“好的。”我说：“那么我去了。”
我告辞出来，心中似乎都是兴奋，觉得在这灰色平凡的生活中，现在可以有一个新奇的转变，可以从烦琐沉郁的问题上，转到干脆明显的工作去。这是多么愉快的事。而几年来，我想担任一点直属于民族抗战的工作，现在居然一旦实现了。这是何等的生活。回到家里，我不能安睡，我想理理我在研究的文稿，但在整理之中，我发现许多正在参考的书籍与材料，如一经搁起，继续时又将重下一番工夫，必须再有一个月的工夫，才可以告一段落。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无可奈何之中，我只得放在一边，没有整理它，也没有管它。心境浮起了缭乱的烦虑。我打开窗子，站在窗口，呼吸着窗外寒冷的空气。天边有无数云瓣在推动，淡月忽隐忽显，终于被云层密密封住，于是下面的云层又聚拢来，像织布似的，很快很快又编成一层，这样一层一层的编织，天慢慢低下来，有风，于是雨点萧萧的下来，间隔着瑟瑟的雪子，偶尔飘打在我的脸上，有一种凛冽的感觉。我不知道在想什么，但是这种感觉于我是好的，像是排除了过去种种的腻热，我吸收了新颖的水份。
两点钟的时候，我感到倦，我开始就寝。忆及傍晚史蒂芬太太所谈的使命，我兴奋起来，我有矛盾的想法，也有奇怪的感觉，对于新有的使命是否能够胜任，我自己毫无把握。但是我有学习的自信，我好像突然强壮起来，敏捷起来，也好像干练起来，我看到黑暗中的光明，一小点，到处闪着，闪着，蠕动，蠕动，凝成一块，拼成一片，融成一体，透露出光芒，亮起来，亮起来，照耀着玲珑的大千世界，圆的，方的，六角的，菱形的，各色各样的结晶，反射出五彩的光亮，我的肉体好像透明起来，有东西在我心头跳动，是光，它越跳越高，越跳越高，高出我的心胸。
我似乎失去了自己，我在发光，在许多发光体中发光，像是成群的流萤在原野中各自发光。
所有的光芒都是笑。
二十二
费利普医师的诊所，是我与史蒂芬第一次交友的地方，自从那天以后，我从未来过。现在是我第二次来。
我在门口挂号，填病单进去的时候，大概是四点半。候诊室里还有六个人，两个男的，三个女的，还有一个十二三岁的白种小孩，依靠在一个近四十岁的妇女身旁。有两个人在翻阅杂志。我就坐在他们旁边的沙发上。大概半支烟工夫，里面有人出来。有一个看护，是穿白衣的中国女孩，拿着病历单叫下一个人进去。
我拿架上的杂志，随便翻翻，但心很不安，并未阅读。最后我 又回到原处坐下静候。
大概诊到第三个的时候，外面又进来一个老年的病人。他坐在我的斜对面，面色很不好，还有点焦虑。我进来的时候，心里总好像是有重大的使命，但在这样期待之中，我好像觉得我也是病人一样。但是我忽然想及，可是这些病人都是海军的工作人员 ，到此听候工作的？ 或者其中有几个是与我同样的使命，我开始在他们的脸上举止上考察，但我看不出什么。这样等了许多时候 ，看着座中的人进去出来，出来的人走了，座上的人进去，候诊室的人越来越少，最后终于轮到了我，但是看护叫的竟不是我的在 字，我望着斜对面的老人应着进去。
一刻钟后，这位老人出来，他悄悄的走出去，接着看护出来叫我。在史蒂芬家里，我与费利普医师，曾有几度的会面。是四十几岁模样，上唇蓄着胡髭，态度非常庄严文雅的绅士。我进去，他微笑点头，当我坐在他写字台旁边时，他同我握手，但并不热烈。他穿着白衣，写字台上是我空白的病历单与药方簿子。他手上长着茸茸的毛，右手拿着一支铅笔轻敲着他的左手，说话时声音低微而有力，他说：
“感到不好么？”
“是的。”我说：“我想是神经衰弱。”
他开始注视我，是一对碧蓝的眼睛，发着坚强有力的光芒。
他似乎很少注视人，但每一注视必用这逼人的光芒似的。我避开他的视线。
他把旁边另一只凳子拉过来，过去洗手，于是坐在我的对 面，两膝顶住我的膝头，叫我轻闭眼睛，又叫我张开，于是拉开凳子。他叫我脱去衣裳，接着又坐在我的对面，他听了又听，敲了又敲，于是把听筒收起，站起来叫我穿上衣裳，他回到写字台前，开始写药方。我这时好像是真为来看病似的，心里浮起了病人的情绪，我问：
“肺有病么？”
“没有。”他没有望我，淡然说：“神经衰弱。”他把药方交我，似乎不再同我说话，我自然意识着我的使命，但是他已经站起，过去洗手，我于是也站起来，我问：
“没有什么了？”
“多睡，少用脑，常用冷水擦身，这些大概你都知道的。” 他一面用干布擦手，一面微笑着，目光似乎在送我。
我同他点头，眼睛望着他，迟缓地奔向门口，他竟一点吩咐都没有，我惊奇得不知所措。难道史蒂芬太太没有同他约好，再不然是起初想用我，后来觉得我不合适了？
在这样的疑虑中，我开门出来。我进来时，候诊室中，已没有人，但现在又有一个女人了，站在窗口，刚在我不知怎样好时，她回过头来。
是梅瀛子 ！
“啊，是你？”梅瀛子露着杏仁色的稚齿，笑着站起来，她说：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你还是这样光亮。”我过去同她握手。 看护拿着病历单站在门口。
“你有病么？”我问。
“打针。”她说：“你在这里等一会，我马上就出来。” 她留下一个美丽的笑容进去了。我坐下抽烟。我开始悟到史蒂芬太太所谓来同我接洽的人一定是梅瀛子无疑。那么梅瀛子原来是他们的同伙，怪不得一直同日人交际。
我抛去烟尾，走到窗口，雨已经停，天边有红黄的晚霞，上面白色的云片下也透着红光，很美。
“对不起。”梅瀛子已在我的身边。
“近来好？”
“谢谢你。”她说：“怎么，陪我吃饭么？”
“你没有应酬？”
“最光荣是和你一同吃饭了。”她笑：“我应当忘去了别的应酬。”
“是我的光荣。”
她挽着我的手臂走出来，坐着电梯，门口是她的红色汽车 ，我说：
“赛罗凡么？”
“不 ，”她说：“槟纳饭店。”
“槟纳饭店？”我问。
“你不知道么？”她说；“所以我要带你去。”她驾车由静安寺路向西行。
是黄昏，马路上人很多 ，电车挤极，但是汽车极少，上海的汽油早受日本统制，汽车也在随时征用，但是梅瀛子居然可以随意驶行，这可见她在日人圈中的地位，而她是美国海军的工作人员？我忽然想到莫非她并不是史蒂芬太太所谓同我接洽工作的人，而真是偶然同我碰到的？
静安寺那面行人更挤，汽车慢下来，就在那时候，有一辆车子转弯过来，是三个日本军官间坐着一个衣服丽都的女子。一转弯就疾驶向东而去，我们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