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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肯评价：He knows what counts！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学问。深的、浅的无所谓，但不重要的巴赛尔不管，也不知道。只管重要的学问为学问，是一种天赋。好比当时搞得复杂无比的统计分析，巴赛尔不懂，但他懂的统计理念，不可或缺。
巴赛尔的思维细致紧密。他有疑问我要多想一下，但如果他不反对我就心安理得，不管他人怎样说。我自己喜欢奔放思想，有时为了过瘾一下，铤而走险。这样的思维总要有点约束，而巴赛尔就是这样的一个约束者。他从来没有说我想错，只是有时说这里那里不要去得太尽。我是因为有巴赛尔在旁监管，有个靠山，把奔放的思想都放出去。
一九六九年在香港搜集了香港租金管制的资料，要研究价格管制，目的是要推出当一个价受到压制，竞争的行为会怎样。肯定的初步答案，是当价作为一个决定胜负的准则被压制，其他准则会出现，而这些其他准则会导致租值消散。不是浅思维，就是今天一般经济学者走不到那么远。一九七二年，巴赛尔同意这看法重要，开始研究因为价格管制而引起的排队轮购的经济分析。
我的困难是香港租金管制的经验，消散了的租值显然只是一部分。这问题使我想了很久，得到的答案，是在争取极大化的假设下，租值消散是在局限下的最低消散。后来于一九七四年发表了《价格管制理论》。石沉大海多年，这篇文章起死回生，传世的机会愈来愈大了。
这里提出，是因为当年写该文，巴赛尔不断支持，不断鼓励，认为该文石破天惊。这里有一个外人不容易明白的学术哲理。那是到了思维的艰深高处，如果没有一个识者在旁不断打气，不容易成事。我怀疑如果巴赛尔当时没有站在旁边不断拍掌，我那关于价格管制的文章会终于写出来。
华大当年的经济系不弱，使后来有人称「华大学派」，诺斯屡次推我为首。很多时他是我授课的座上客。此公对思想重要性的判断不凡，后来因为把交易费用的思维引进历史研究，拿得经济学诺贝尔奖。
想当年，思如泉涌，信手拈来皆创意，掷花飞叶好文章。《蜜蜂的神话》前前后后只花了三个月；《座位票价》只用了两个晚上。这样水平的文章一年发表三几篇易如反掌，而通常是还未动笔就有学报编辑索稿，用不着评审。可惜当时我料不到这些文章数十年后还受到注意，以为自己要博大的才有大成，于是找庞大、困难而又重要的入手。于今回顾，这是失败。
三个庞大题材把我弄得筋疲力尽。其一是上文提过的香港租金管制，文件数十箱，单是阐释数十年的法例演变就用了两年。这个题材我只做了一半，太累停手，发表过三篇文章，一篇拿得美国某机构的最佳法律论文奖，一篇刊登排头，最重要就是那篇《价格管制理论》。
第二项庞大题材，是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产出、界定与租用。当时没有谁不认为是重要的题材，而史德拉等朋友说我是处理这题材的第一人选。有研究金，购买了不少合约文件，但几个月下来，助手和我就知道很困难，因为每项发明专利都是我们看不懂的科技术语，且项项不同。困难是我收了人家提供的研究金，退既不易，进也难行。一九七七年写了一份很长的中期研究报告，主要有三部分：较为不重要的两部分发表了文章；最重要的部分有待反覆思考、改进，但搁置下来没有动工。可幸今天找到那一九七七年的、题为《产权与发明》的报告文稿，重读最重要的那部分，拍案叫绝，自己今天不会想得出来，也证明智力是退化了。
第三更庞大，是为石油公司做的因为一件反托拉斯案而要解释的石油工业合约。我的职责是不管谁对谁错，只是解释为什么会有存在的合约安排。是顾问工作，酬金不少，但我的兴趣是那些奇怪合约，不作顾问不可能拿得样本及有关资料。文件占了大半个车房，花了六年时间，研究做得好，但是雇主之物，不能发表。当时答应在「案」后让我发表的只是一篇短文，关于期货市场，文稿遗失了二十多年，两年前巴赛尔替我找回来。
今天一些朋友认为，如果当年我继续写博士后几年那类文章，华大经济学派可见经传矣。然而，区区在下无足轻重，为什么不让我大赌几手呢？学问的争取如沙场混战，行雷闪电，狂风暴雨。诗中有云：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一蓑烟雨任平生（求学奇遇记？十一）
一九八○年十二月，底特律的一个会议中，高斯约见我。到咖啡室坐下来，他郑重地说：「听说中国有迹象开放，你要回到中国去。」他一向认为炎黄子孙了不起，关心中国，但这样说有点突如其来，我不知怎样回应。他是个非常传统的英国绅士，一举一动皆合礼仪，隐居，绝少见客。如今隆重约见，只说这句话，是不寻常的要求了。
我默不作声，过了良久，他解释说：「如果中国真的改革制度，你所知的没有谁可以相比，何况懂中文，能适当地向北京解释制度运作的只有你一个。你没有理由推却我的要求。中国不改革也就算了，但如果他们要改，你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大得多，虽然大家对你这些年的学术成就没有怀疑。」
共产中国要改革经济体制，外来的建议当然五花八门。高斯和我研究产权与交易费用，知道任何其它角度看制度都不管用。然而，在同一范畴内，我坚持解释现象，坚持这解释要基于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作为局限处理，也坚持这些局限的转变是需要考察得到的事实，不接受空中楼阁的术语。是的，知道掌握到真理，我是个非常顽固的人。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被称为「新制度经济」的学问，起于六十年代初期，我自始就身在其中。调查局限及其转变需要很大的魄力，我比高斯与艾智仁年轻二十多岁，落手落脚的工夫做得比较多。可能是这个原因，巴赛尔认为在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的研究上，一九六九年我就是行内的第一把手了。
可以这样说：当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时，关于制度运作的知识，如果北京的朋友需要，我是个可以替他们打通经脉的人。但我不是个「改革者」，不认为自己可以改进世界，何况平生讨厌政治，怎样也要避免卷进任何政治活动中。另一方面，在广西饿死的小朋友我不能忘记，觉得有责任为中国的青年做些什么。
后来以浅白的语言解释制度运作，我的立场是既不领功，也不勉强。只希望很多很多的解释文字放了出去，北京的朋友会考虑，会选择。他们怎样选我管不着，但从那时到今天，我知道他们考虑无间。
一九七九年到广州会见长姊，离别了二十二年，大家感慨万千。只几天之行，我知道国内的大概情况。跟着一九八○年动笔一九八一年完稿一九八二年发表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推断了中国会走今天见到的路。该文的重要地方，不是作出准确的推断，而是文内提供了一个理论架构，让我能以之作为基础，继续观察及分析中国的发展。
高斯对中国改革的主要贡献，不是私有产权对资源使用重要的老生常谈，而是他提出从界定权利的角度看私产。「私」字当头，北京大忌，就是到了今天他们以「民」为「私」！然而，有了高斯的启发，我把「权利界定」这理念推出去，却被接受了。权利界定是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是我发明的高斯定律。
想当年，北京的朋友同意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要有清楚的界定，但名称上产权谁属他们有保留。「天下为公」很好听，既然权利界定是卖羊肉，他们不愿意挂上「私有」这只狗头。我说「所有权」（ownership right）毫不重要，可以跟使用权分离，需要清楚界定的是使用权、转让权与收入享受权——我在一九七○的一篇文章说过的。几年前到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款待我的院长提及一九八五我在北京首都钢铁厂讲话时，他在座，听到我建议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听者不相信，但后来愈想愈行得通。
跟踪中国的改革发展二十六年，从那里学得的知识比他们跟我学的多出不知多少倍。本来痛惜关于中国经改的分析大部分以中文下笔，鬼子佬无从拜我为师，然而，编辑自己的英语文章结集，发觉久不久以英文下笔的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加起来颇全面，有可观。
回头说一九八二回港任职时，带着的还未发表的文稿是《公司的合约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