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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求学屡有奇遇不是夸张吧。如果当年在多伦多有大学收容，我不会遇到王子春，就是遇上他也不会教。听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在写文章这重要话题上，王子春只一句我就终生受用了：写文章要make sense！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但做到的人稀有。我是因为得到王子春画龙点睛，下苦功，做到。
加拿大的大学当时享誉国际，但收生保守，王子春要我尝试美国的大学。当时我不知道，美国好些大学收生对超龄的比较宽容。我超龄，到了洛杉矶加州大学才知道超相当多：同学平均十八多一点，我差三个月二十四。急起直追，是打冲锋的时候了！
一九五九年秋季入本科，一九六二年六月获硕士。势如破竹，却给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来一个下马威。当时加大经济系的规定，硕士后攻读博士的要考一个口试，决定学生可不可以继续。是例行公事，这口试在我之前没有一个不通过。有恃无恐，因为凡遇理论难题同学喜欢求教于我。是一九六二年底，这口试考官三个，赫师是主考。
口试问的当然是经济理论，我对答如流。不到一个小时，赫师说：「差不多吧。」然后翻阅我的档案，说：「全部是A？我没有见过。高级理论是难不倒你的了，让我问初级的吧。在竞争市场上，行内的产出者不会有盈利，为什么他们还要竞争下去呢？」我回应：「因为成本是最高的代价。」赫师说：「对！」站起来，要走了。殊不知另一位教授（R。 Baron）说：「等一等，我要问为什么在最高的代价下会有竞争？」这问题难倒了我。其实答案是浅的：最高代价是说竞争者不会另谋高就。当时我答不出来。
该口试不通过，没有补考这回事，要离校了。同学哗然，几位教授找我，希望我留下来，说他们决定让我补考。后来我在初级理念上痛下三个月功夫，补考是谈天气，说家事。据说几年后因为我的「典故」，加大经济系取消了那个口试。好些年后遇到赫师，谈往事，说到我那个口试，他感慨地说：「当时大家觉得你锋芒毕露，希望你能收敛一下，但我们是做得太过分了。」
回头说加大的本科日子，为求学问，打冲锋我要找到大师才冲。大学校就有这样的方便：虽然教授的水平参差不齐，但够多，容许卧虎藏龙。所以在满足选科的规限内，我走遍校园，左问右问，要找到大师教授才下注。艺术历史教授教的是理论，之前之后我没有听过；人类学教授是大名家；生物学教授是物理学家，后来被认为是物理生物的一个创始人；哲学逻辑是跟卡纳（R。 Carnap）学的。
本科的经济科目，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个：W。 R。 Allen与W。 C。 Scoville。前者后来与艾智仁合作名著Production and Exchange，授课幽默精彩；后者教经济历史，学究天人。Scoville有的是一种难度极高的学问：十年窗下只写一本历史书（The Prosecution of Huguenots and French Economic Development），注脚的文字远比正文多，其考查的严谨与详尽真的一丝不苟。得到感染，一丝不苟是我自己后来的治学之道，只是四十七岁后，累了，下笔只着重自己的思维，不管他家之说。
我有机会问Scoville：「十年窗下一本历史书，值得吗？」他回应道：「我那本书的题材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我只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众人皆说昔日法国逼害新教徒（Huguenots）对法国经济有很大的不良影响，我研究的结果说没有。最近一位法国史学家评论这本书，说在我之后法国这个老话题是不需要再研究了。学问的发展，总要有些人花时间去回答一些问题。如果我花十年能使后人不需要在同一问题上再下功夫，应该是值得的。」这是学问的真谛，深深地影响了我，虽然后来作研究时，见到生命那么短暂，我要考虑很久一个问题的重要性才动工。
学问茫茫大海；学者沧海一粟。一个学者希望争取到的只是那一粟能发出一点光亮罢了。
艾智仁与赫舒拉（求学奇遇记？之八）
曾经多次写艾智仁与赫舒拉发，因为他俩是我求学时最主要的老师。这里从比较广泛的角度说，也比较简略。自己平生最高的荣誉，不是什么院长会长，或什么大教授，而是行内任何知道艾智仁与赫舒拉发的人，都知道我是他们的学生。少人知道的，是我没有选修过他们的课。我是他们的旁听生，每个旁听了三年。我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写成的。
一九六一年进入了研究院，选修的价格理论由R。 E。 Baldwin传授，教得好！这位老师来自哈佛，教的是新古典与哈佛早期的理论基础。宏观与货币我师从K。 Brunner，很苛求，是在他举世知名之前的事了。选修过的科目不能再选修，所以只能旁听艾智仁与赫舒拉发的课。
一九六二年的秋季我开始旁听赫舒拉发。艾智仁当时造访史坦福。旁听赫舒拉发的第一课他就对我重视，而差不多从那天起他就认为我是他教过的最好学生。奇怪几个月后的口试（前文提及）他不给我通过。艾智仁呢？他要等看到我的博士论文才没有怀疑。
早就听到艾智仁厉害，不少人说他是价格理论的天下第一把手。我当时开始意识到，经济学其实只有价格理论，只要掌握得好，什么宏观、货币等都可以变化出来。当时我读过凯恩斯的搞起宏观经济学的《通论》，认为作者对价格理论掌握得不够。那是一九六二年的秋季，我认真地求学三年了。
进攻价格理论的策略是明显的。从Baldwin那里我打好了传统价格理论的基础，尤其是这位老师把新古典经济的各大家教得通透。跟着轮到赫舒拉发。赫师也是哈佛出身，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对费沙（I。 Fisher）的利息理论与资本的理念发表过重要文献，可以填补新古典的一角空白。再跟着轮到艾智仁，还没有上过他的课，但听说这个人的思想天马行空，无从捉摸，我倒要尝试一下。
我是因为要等艾智仁从史坦福回到加大，旁听了他的课，才考他出的博士试题，于是决定缓慢下来。后来等到进入研究院的第三年的下学期才考博士笔试，但同学通常分两年考的四张试卷，我在五天内考完——三卷第一，一卷第二——追回了时间。
旁听了赫舒拉发几个月后，我问他：「你的学问与艾智仁的怎样比较呢？」他回答：「我广博，艾智仁湛深。」是重要的提点，也显示我选走的Baldwin…Hirshleifer…Alchian的路线与次序是很理想的策划。当时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并不大名，但从多方的评论与自己读过的文章衡量，天下间不可能找到更为优胜的学习价格理论的阵容。我已经拜读过所有关于价格理论的名著，而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佛利民（M。 Friedman）的《价格理论》，虽然是天书，但较早的「非法」学生笔录版本我背得出来。
策划确定，问题只是艾智仁要到一九六三年的秋季才授课。打冲锋，需要选修考试的科目清理得七七八八，等艾智仁，等听过他的课才考他出的博士试题，一时间变得无锋可冲了。我于是决定跑到图书馆去，获得一个仅可容身的小房间，差不多一半日子住在那里，不分昼夜地读，读得天昏地暗，只是要旁听或进膳或消闲一下才跑出来。那大概是一九六三年初到一九六五年秋季转到长堤作助理教授的时日，读了两年半。
长驻图书馆就有这样的方便：书本用不着借出来，以小车把一组书籍推进自己的小房间，读后放回在通道可以找到的小车上，有工作人员替你执拾。这样读可以读很多，而当时我选读的不限于经济，凡有兴趣的都翻阅一下。感谢上帝，妈妈遗传给我的过目不忘的本领，大有用场。无论什么题材，翻阅三几本就觉得说的差不多，抄作远多于创作，知道搞学问不容易杀出重围。那些批评我数十年不读书（实情如是）的人，不知天高地厚。
那时我对考试漠不关心。还要考的四个博士笔试随时可以考。这种试考基础，考知识，考思维，无须准备。等艾智仁，因为知道他考的是思想，我要跟踪一下。
听课与跟老师研讨，比起读老师的论著有很大的分别。一个学者的思想有很多细节不可能全部写下来，而这些细节能让学生体会老师的思考方法。一九六三年秋季第一次听艾智仁的课，很有点失望，因为他说明旁听生不准提问。这一点，同学们也失望：我提问别开生面，往往举座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