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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哈佛谢世的Z。Griliches当时也在芝大，读了《合约的选择》一文，说：“你这文章将来可能把经济学改变了些什幺。”十多年前他来港一行，旧事重提，说：“六八年我说你那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会改变些什幺，说对了，因为今天的代办理论（Agency Theory）是从那里发展出来的。可惜大多数人不知道。”
（之六）
看官，你们认为一个发表了一些有创意、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章的人，会觉得自己的影响是大还是小呢？自我为大是人之常情，所以你们会认为作者觉得自己有大影响。你们想错了。高斯与佛利民（M。Friedman1912…）屡次对我说他们的影响力甚小。理由简单不过：作者认为应该有大影响，所以影响再大也觉得是不够的。
抚心自问，我那《交易的费用，风险的避免，与合约的选择》一文，好的影响微不足道，但不良的影响却颇具威势，令我思之怆然。这些不良影响是有两方面的。
第一方面是“风险的避免”——佃农分成可分担风险。当年，我自己的直觉，是合约的选择完全是交易费用的问题，与风险无关。在六八年初的多个苦寒的晚上，我三次除掉“风险”，但也三次加回去！当时的困难，是知道地主若用固定租金合约，只要收到租金，而农户的轮植能把土地的质量保持，就安枕无忧了。佃农的分成合约呢？地主既要管轮植，又要防止分成时的欺骗，也要管农作者的勤奋，交易费用当然较大。既然交易费用较大，地主为什幺还要选佃农合约呢？
要是今天重写该文，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把风险除去。这是因为在七六至八二年间我作了多种石油工业的合约研究，成功地把风险的问题归纳在交易费用之内。可惜有关石油的文章，因为被资本家买断，不能发表。
以风险作为选择合约的一个因素，大为不善，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不能望出窗外，就知道世界的风险是增加还是减少了的。这样，以风险为基础，我们是不能伸引出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含意的。这不是说有关风险的理论不能写出来（此中理论何其多也），也不是说风险理论没有含义，而是严格地说，这类含义不能被事实推翻，也即是说不能被验证了。
理论家可以天才绝顶，也可以把文章写得漂亮，很有艺术性的。但艺术与科学不同。科学是为解释世事而产生的。不能被验证，理论的解释力是零。
第二方面的不良影响，是卸责（shirking）的问题。佃农分成，农户的生产的多少总要分可观的一部分给地主，所以农户的勤奋意图就减少了。地主于是要审查农户卸责的意向，因而增加了交易费用。但当年我想，要是地主雇用劳工，发薪酬，劳工的卸责意图更厉害：有薪酬，劳工的意图是完全不工作！地主收取固定租金吗？那幺“卸责”就转到地主那方面去：农地要有什幺维修保养，地主的意图是推到农户那边去。
无论什幺合约，一订下来，卸责的意图就存在。不同的合约安排会有不同的卸责意图，而订约各方的卸责意图的比重，也会因为合约的形式不同而有所转变。要是交易费用是零（这包括监察履行合约的费用是零），卸责的行为不会发生。因此，卸责是在有交易费用的局限下，大家要争取个人最大利益的结果。卸责如是，欺骗如是，取巧、偷盗、恐吓等行为皆如是。
当年我想——而现在还是那样想——那所谓卸责及类同的行为，只不过是在局限下争取最大利益的结果。要解释行为，经济学者不能不调查局限的转变，这当然包括交易费用的转变了。如果我们知道真实世界的局限转变，就不用谈什幺卸责了。
不下工夫调查局限的转变，只谈卸责，那岂不是得个“讲”字？若一方面谈局限，另一方面谈卸责，岂不是讲了又讲？再者，局限的转变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但卸责嘛，天晓得，就是法庭也判断不了。
因为以上的原因，当年我就把卸责的问题写在《合约选择》的一个注脚内，认为只是一个概念，在验证理论或解释行为那方面是空中楼阁。想不到，这注脚竟然成为今天经济学行内大行其道的博奕理论（Game Theory）的导火线。
当年在芝大，有另一个卸责的问题我想了多晚也找不到答案——今天仍然是没有答案的。我想出如下的一个例子：两位仁兄要从山上把碎石搬到山下（是昔日香港西湾河山上石矿的例子了），每个人分开来搬，一次可搬五十磅，二人加起来是一百磅。若二人合作抬碎石下山，一次可抬一百二十磅。然而，合作之下，甲方要将重量推到乙方（是卸责），而乙方也要把重量推到甲方（也是卸责），那幺二人合作的一次重量，必定是少于一百二十磅。但不会低于一百磅，因为低于一百磅，他们分开来搬石的收入会增加。我问：假若二人合作，一次下山所搬的重量是一百一十磅，在有多人搬石的竞争下，这重量是从何而定的？
六八年的秋天，艾智仁到芝大造访一年，在午餐上我向他提及我想不到答案的搬石问题。他和H。Demsetz正在想公司理论，对卸责问题也大有兴趣。后来他们发表的以卸责为基的公司理论，是《美国经济学报》（AER）历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
还有另一件有关的趣事，值得一提。在芝大时我遇到一位从多伦多大学到芝大造访几个月的学者（J。McManus），成了好朋友。六九年我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职后，七○年他到我家小住。我见他也在写公司理论，就向他提出如下的例子：抗战期间，我和母亲在广西逃难，坐船江上行，见到船是由岸上的多个劳工用绳拉行的。每个拉船的人都意图卸责，大作用力之状，其实把船的重量推到他方去。因此，有一个拿鞭子的人，判断谁有卸责之意，挥鞭而下。我说：这个挥鞭的人可能是由被鞭的劳工聘请的，究竟谁是雇主，谁是被雇？
后来McManus把这例子谱入他的文章，说是我的。跟W。Meckling与M。Jensen再用这例子时，说是McManus的。十多年前，一位澳洲佬再用这例子，其文章题目却又用上我的名字。
归根究底，博奕理论今天大行其道，是得到香港西湾河山上的搬石佬与广西的拉船佬的启发的。
博奕理论漠视了真实世界的交易费用的调查，误入歧途，行不通也。
（之七）
一九六七年圣诞的前几天——我到了芝大三个多月——蒙代尔的家有酒会之盛。
在芝大除了埋头苦干，无所事事，酒会我差不多是逢请必到的。当晚会后佛利民夫妇和我步行回家。他们住的地方在我住的国际宿舍隔邻，从蒙家步行大约十五分钟。
天大寒，路如铁。行不到数十步，佛老就问我作什么研究。我说正在修改自己的论文，是关于佃农理论的。他一连串地问了好些问题，在十多分钟内把我年多来想过的问题差不多全部提出来了。行雷闪电，如神似鬼，我彷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可幸他提出的我全都想过，所以对答如流。
那是我第一次与佛利民交手过招，没有败下阵来，很有点兴奋。回到国际宿舍，心想，佛利民真的名不虚传，但一个人怎可以想得那么快？就是天才绝顶也不可能快得那样厉害！当时佛氏如日方中，但我想，他必然有一套特别的思想法门，所以快得像神龙见首不见尾。
想了一夜，我意识到他的法门只有两招。其一是价格理论的重点，他简化后拿得很准。其二是有了理论为依归，他想时只向浅中求，用的全部是普通常识（mon sense）。若干年后，跟佛老成为知交，觉得当年自己的推断没有错。
看人家弄魔术，觉得神乎其技，难以置信，但往往只是一些外人不知道的简单法门。当年我对价格理论重点的操纵，不让佛老，得到他“浅中求”的提点，我自己也变得有“行雷闪电”之能。佛老的伟大之处，是他的思想法门是自己发明的，而跟他研讨，其感染力排山倒海而来！认识这个人，不枉此生。
过了两天（一九六七的圣诞前夕），舒尔兹（T。W。Schultz 1902…1998）找我，说芝大经济系决定给我三年合约，作助理教授。他说通常是明年二、三月才作此决定的，但因为听到有几家大学要聘请我，所此预先通知。我当然很高兴。他补充说：“是佛利民推荐的。听说两天前的晚上你与他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