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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时针方向环绕着布达拉宫行走。一路上都是尘土。藏族人、汉人、西方人、僧侣、百姓……扶老携幼，犹如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迁移（于坚《棕皮手记·在西藏》）
我无缘看到这一宏大场面。但我还是深切感受到了西藏僧侣民众对佛的虔诚与尊崇，对布达拉宫的膜拜与景仰。
我不愿就这么匆匆地走进布达拉。就像看戏，不希望一下子就进人高潮。我愿布达拉仍然像谜一样悬挂在我面前。
于是，我走向八廓街中央的大昭寺。
大昭寺的大门朝西，寺门外有八根大红柱，构成一个数米宽的门廊。地面铺着大块大块的花岗岩石板，柱顶及横梁描图绘彩，金碧辉煌。
两扇朱红的大门紧闭着，神秘而威严。
十多个信徒在门廊红柱旁做着礼拜仪式。他们穿着或灰蓝、或浅绿、或咖啡色的藏袍，腰间扎着或白或红的腰带，雪白或杏黄的右臂衣袖祖露在长袍外。一个个脸色阴沉严峻，面寺肃立，双手合十，依次举过鼻尖、额前、头顶，再移至胸前，然后俯身趴地，双手滑伸向前，接着爬滑回原处，站起，再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如此循环往复，从早到晚，一做就是一整天，甚至十天半月，也有一连叩拜一二个月者。
这叫磕长头。大多数信徒的手掌都套有皮垫或轮胎胶，要不这般反复与花岗岩石块磨擦、非把手掌磨破擦烂不可。门廊下那坚硬的花岗岩石面，被信徒的衣物磨得溜滑闪亮，被信徒的手掌擦出一道道槽沟。得经过多少人常年累月、接连不断的磨擦，才能出现这一道道槽沟？
我把镜头对准一个磕长头的年轻妇女。她身子高挑，脸庞俏丽，鼻梁高挺，一根长辫垂于背后，上身穿白色毛衣，下身穿黛绿长裙，美得有如维纳斯雕像。她口中念念有词，反复磕拜，神情虔诚专注。这么一个俏丽少妇，她在祈祷些什么？或许这仅仅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寄托？她似乎发觉我将镜头对准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躲避一旁，待我把镜头移开，她又走回原地，合掌，趴地，伸手，跪拜如初。这是人道不久的少妇吧？我不便打扰她，就走到一边去。
坐在寺门外石级上的一排“老外”，完全被眼前这宗教仪式吸引住了，甚至忘了卸下背后的旅行包。他们遍游世界，见多识广，然而这独特的跪拜仪式，也足以使他们惊心动魄的吧？
一日，我寻访拉萨北面一座大山南麓的色拉寺。
在寺门坪地上，我看见一个身穿灰黑长袍的藏族老妇人‘背着一大块花岗石，缓缓娜动身躯，一步步朝寺殿走去，那粗糙沉重的大石直接背在背上，没有筐子，没有垫子，只用一根草绳拴住，双手摸着草绳，弯腰弓背，钻过矮门，登上陡梯。艰难地往上攀爬。显然，她是将大石背上去维修寺庙的。这里。海拔近喇I盯米，我每走一步，都感到气喘，吃力，身背大石的老妇，一直默默地攀、爬，神情有点淡漠，却又非常肃穆〔那如锉的石面，如刀的石棱刮削脊背，不疼吗？那如牛负重跳瘦弱身躯，哪来的如此持久强大的力量？听说背石修寺，完全是自愿的，无偿的。她的这些举动，都是神的意志，佛的召示吧？
又一日，我去拜渴哲蚌寺。
哲蚌。寺在拉萨西郊根培乌孜山南坡的山坞里。寺前山谷满是青葱的杨树林。走近寺门，意外地发现一条清清的小溪从寺后山谷钻出，绕过寺边，涂凉地往山下流去。奇怪的是，每走几步就看见一两个藏族妇女礴在溪石上，将一串用细绳拴着的铜片铜铃提在手里，一下一下地放进溪中，浸漂一下，提起来，再放进去，浸漂一下，再提起来，如此反复终日，那清冽湍急的溪水，将铜片铜铃洗刷得亮晶晶，金闪闪的。这大概又是一种宗教仪式，是祈求佛寺圣水洗去灾草，擦亮灵魂？
所有的朝圣者都一手捏小勺，一手拿酥抽（奶酪状，用塑料袋装着，或盛在小提桶里）。到每尊佛像前，都要用小勺挖出一点酥油，添在佛完前的佛灯里。或者端一盏酥油灯（钢制，酥油为液体状，灯芯燃着黄色火焰），走过殿内每盏佛灯前，都毕恭毕敬地递上手中的酥油灯，给佛灯添上一点酥油。
有的大殿两侧竖立有高至壁顶的藏经架，一小格一小格的，每格都藏有一部发黄的经卷。藏经架下有一条不足一米的夹道，无论是手握酥油袋的老翁老妇、身背背包的年轻导游，还是西装革履的机关干部，都心悦诚服地低头弯腰，鱼贯地从那矮矮窄窄的木架底钻过。他们坚信，藏经架上贮满了经卷，从架下钻过，就可以感知大藏经的博大精深，就可以获得灵感，增加智慧。
有一对中年夫妇（大概是藏族），男的西装领带，女的烫发画眉，一副干部模样。男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女的则不停地将钱币抛向高踞佛完上的佛祖身边。
“你也会念经？”我问。
“向师傅学的。”那男的说。
看来，在西藏，在拉萨，无论什么身份，什么学识，都有佛在心中。
到各处寺庙兜了几日，便又回到布达拉。
宫前小广场上云集着一伙伙善男信女。听知情人说，他们有的来自青海玉树，有的来自四川阿坝。那些身披黄袍，满身尘灰的教徒，大约是来自印度，或者尼泊尔、孟加拉。
他们是单人孤旅，日夜兼程步行来的吗？还是成群结队，赶着耗牛，驮着帐篷，一路放牧，一路化缘而来？抑或一路磕长头，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穿戈壁，过荒摸，翻雪山，行程千里，历时数月才来到的呢？
西藏女作家马丽华在《灵魂像风》中曾详细描述过一个从青海囊谦一路凌长头来到拉萨的‘’朝圣部落”—
男女老少一行十八人，有职业僧人，有普通平民，有七十七岁的老太婆，有不足半岁的小男孩，他们各司其职，结伴而行，有专本诵佛经该长头的，有背孩子赶耗牛做后勒的，虽分工有别，但功德相同。自一九九一年秋在他们家乡澳谦的土地上磕下第一个长头之后，便开始了漫长的宗教行程。过荒山野地，浴风雪烈日，一丝不苟地完成着磕头的每一个程序，额头硬茧每天都被蹭出新鲜的血，经过一年一月零三天，终于如愿以偿，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到达雪域圣地拉萨。其时，每位磕失人磨穿了生牛皮做的围裙不止八张；用坏了的木制手套不计其数；上路时的十五头耗牛已所剩无几。
古往今来，这种三步一身、磕着长头到布达拉朝圣的人到底有多少，谁能说得清呢？
一位藏族作家告诉我，藏族“以高为尊”。我于是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布达拉宫建在拉萨市最高的红山顶上，明白为什么要用铜质婆金瓦将布达拉的金顶铺饰得金碧辉煌，明白为什么珠穆朗玛峰麓有一座世界最高的寺庙绒布寺。
这位藏族作家还告诉我，藏族同胞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几乎是亘久不变的，一个个朝代政治变革暴风雪般刮过之后，他们还是我行我素，复原如初。
我又一次仰望高高耸立在红山顶上的布达拉。
那依山叠砌的宫宇群楼，巍峨雄峙，谜一样闪现在我眼前。那上万间房屋数万个涂了黑边的窗口，有如神佛鬼怪宇宙精灵所睁开的一只只充满诱惑的眼。
我分明觉得，布达拉是藏族僧侣百姓的信仰、意志和毅力的象征。或许，高原的冰雪严寒，生活的艰难困苦，都需要这种力量去支撑，这种精神去慰藉？
我又想起了那位藏族作家的话：假如我们藏族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将这种坚定的信仰、顽强的意志与无与代比的毅力引导到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上来，那将是怎样的一利辉煌？
这种见解无疑是深刻独到的。
明天，我将走进布达拉宫，进一步领悟其中的奥秘，聆听神抵的启示……
［马瑞芳］ 蒲松龄故居漫笔
十九世纪的世界文坛，正是短篇小说云蒸霞蔚的时期。契诃夫为首的俄国，莫泊桑领衔的法国，还有纳撒尼尔，霍桑、马克·吐温、欧·亨利为代表的美国，佳作竞出。每读这些堆金垒玉的世界名著时，我不能不望洋兴叹，为大师们的才思所折服。但也常常有点儿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我国古代短篇小说不仅不比欧美差，而且繁荣得比他们早。当那个著名的美国流浪汉在监狱里以“欧·亨利”的笔名开始创作时，《聊斋志异）已经在神州风行了两个世纪，而且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