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高考招生歧视还打击了谁
建立在户籍管制基础上的高考招生歧视，打击的不仅仅是高考移民，而是所有的移民和准备移民的人。比如，2002年广东省的政策规定，凡户口在本省的，一律在本省考试，不得在外省借考，广东省也不办理户口在外省的考生借考事宜。这就意味着，中国人不仅是身份农民只能“离土不离乡”，身份市民也一样不能“离土不离乡”。
这样一来，北京、上海等省市的“户口”，仅仅因高考招生歧视就能够升值。如果买多少钱一套的房子或者投资多少钱，就可以获得这些地区的户口那些为了孩子能够上个好大学的家长，自然会不吝异钱财，况且这样做也很安全。作弊多考80分，和因为弄到户口而可以少考80分，在政策上的含义截然不同。孩子因为高考地区歧视所带来的好处，考进了北大、清华什么的，也堂堂正正，倘若不走这条捷径，而是直接拿钱去打通关节或考试作弊，一旦事情败露，不但毁了孩子的前程，自己也可能因为贿赂而锒铛不狱。
可是通过投资获得北京户口一般人根本做不到。按照2001年的《北京市外地来京开办私营企业人员办理常住户口试行办法》，外地投资者连续3年每年纳税达到80万元，或者近3年纳税总额达到300万元，可输进京户口。除了税收指标外，还有务工数量等引导性条件，如城区私企安排本地工达到100人，或者本地工占总职工人数的90％以上，符合条件者可给予办理私营企业法人代表、配偶及子女共计3人进京户口指标。在现行政策下，对绝大部分人来说，高考移民这条路都走不通。
对千百万既没有权势，也没有投资能力的移民来说，一旦想外出谋生求发展，即使是含辛茹苦把孩子带在身边，到了高考有时候，还得赶紧把孩子送回老家参加高考。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绝大部分中国移民，无论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都是离土不离乡！
高考招生中的地区歧视，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之所以能够存在，自然有能够存在的现实基础。问题是，能够在高考这个问题上这样做，同样的歧视逻辑，难道不也可以运用到就业政策、义务教育、经商等等到上去吗？在美国这样一个联邦制国家，《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就规定：“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很难想象美国的州立大学如果针对不同州的学生衽不同的成绩录取标准，不会被认为是搞歧视。
司法渠道能解决问题吗？
那么，在中国，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司法渠道来挑战现行的高考制度呢？
从法理上讲当然可以的，但实践起来却不那么容易。2001年8月23日，山东青岛3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行政诉讼状，起议教育部侵犯了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这一年北京的文科重点控制线是454分，而山东是580分，相关126分；北京的理科重点控制线是488分，而山东是607分，相关119分。提起诉讼的3名女生的分数分别是522分（理科）、457分（文科）、506分（文科）。以这样的成绩，在北京可以考上重点院校，而在青岛，其中两个人只能读上高职或者电大，而另一个人则完全没有希望。结局是，这样的高考招生制度依然如故。以后再也没有听说过类似的诉讼。
可以说，通过司法渠道挑战高考的地区歧视，在现行制度下缺乏可行性。一方面，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法院不受理公民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定、命令的诉讼，这就意味着如果是省以上教育行政部门颁布某项包含差别对待的地方性法规，司法手段也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即使是某个湖南考生因为比其他省市考上北大或者清华的学生高30分，而自己却在清华或者北大的榜上无名，因此状告北大或者清华搞招生歧视，在现行的司法体制下，也难以获胜，且不说可以用考试例题差别来辩解两省市的成绩难以比较，就是现在的两审终审制，也将使用权得案子在省市法院里就结案了，因此程序上可以“合法”地维护高考地区歧视。更何况，由于没有国家法院和地方法院的区分，法院都叫某某县人民法院，某某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某某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院的人事任免、经费、法官的衣、食、住、行，托儿养老，都系于地方手中，法院实际上地方化了。而且高考制度涉及地区的整体利益，说不定法院法官的孩子就想考北大或者清华呢。法院怎么能够完全置地方利益于不顾而依法办案呢？
要消除省籍鸿沟，保障公民在任何一个地区都能够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就必须克服对权力分立制衡机制的误解和偏见。其中应有的一环，就是重建中国的法院体制，明确区分国家法院和地方法院，实行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以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保障国家在宪法和法律下的统一。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3期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创建时间：2006…1…7
Power by Softscape HTML Builder 3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公交车上的公德与私德
作者：王彬彬
公交车上常常出现“道德危机”。具体地说，就是青壮健康者不肯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甚至与后者抢座。媒体所披露者，以及我们所亲眼看见者，的确有时令人发指。对此类现象的激烈谴责时有所闻，也有人对“公交车何以成为公德的滑铁卢”进行冷静理性的思考。激烈的谴责自然可以理解，冷静理性的思考则尤为可贵。但我注意到，谴责者和思考者都是在“公德”的范围内看待此类问题的，都把公交车上的“道德危机”不假思索地视作了一种“公德危机”。而我以为，长期把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当作应当遵守的“公德”，或许正是公交车上的“道德危机”频频出现的一种原因。
这几年，我几乎每天坐公交车，或大或小的“道德危机”当然不难遇到。或坐或站着时，我不免会想一想。想来想去，我觉得应该对公交车上的道德行为进行“公德”与“私德”之分。什么是公交车上的“公德”呢？诸如上车买票、不吸烟、不往地上吐痰、不扔瓜皮果壳等垃圾、不乱喊乱叫，等等，属于“社会公德”范围。这种社会性的“公德”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或者说，遵守这些“社会公德”，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正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不遵守这种“公德”，所以，倘若违反了这种“公德”，就不但应该受到谴责，有关部门还可以对之进行处罚。什么是公交车上的“私德”呢？诸如上车时不但让老弱病残孕先上并且还扶上一把，下车时不但让老弱病残孕先下并且还帮着提东西，在车上不但不乱扔垃圾并且还把别人乱扔的捡起来这类行为，就属“私德”范围。一个公民对“公德”的遵守，是天经地义的，丝毫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而一个人的行为放射出“私德”的光辉，则意味着他并不是在尽应尽的“社会义务”，而意味着他特别乐于行善、特别具有爱心、特别愿意为社会为他人服务。这样的人，即使他自己并不夸耀，社会和他人也应该对他报以特别的敬意。
那么，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属于何种范围呢？我想，应该属于“私德”的范围。乘车，是一种消费行为，每个人都付出了同样的代价才上得车来，从法理上说，也就享有了同等的“权利”，不存在一些人“理应”为另一些人让座、“理应”为另一些人做出牺牲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人只要是以规定的价格购买了乘车权，他就有“权利”不给他人让座，他就没有必须给他人让座的“义务”。而如果他把本来可以坐下去的位置让给了他人，他就是做了一件本来可以不做的小小善事，他就应该得到社会和他人的某种程度的肯定和赞美，至少，应该得到被让座者的一声感谢。
而长期以来，把本属“个人私德”范围的让座纳入“社会公德”范围，就使人们普遍有着心理上的别扭和错位。有人之所以不愿让座，或许是出于一种不服气的心理：我也是花钱乘车的，我忙了一天也累得快趴下，凭什么说我不把座位让出来就是“缺德”，就应该受到谴责？在老弱病残孕这一面，固然大多数都会对让座者或冷或热地道一声谢，但也有视他人的让座为当然者。有人在别人为其让座后，他连正眼都不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