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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必损坏日韩经济贸易关系，到头来害了自己。
奇怪的是，韩国人的刚烈居然没有影响韩日关系的“大局”，日本人频频向
韩国人示好，日韩经贸关系飞速发展。早在１９９５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已达
４８５亿美元。两国还一起举办了世界杯。
更为奇怪的是，死不道歉的日本人居然单单向韩国人道了歉！１９９２年，
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出访汉城的３天里，先后８次表示谢罪。１９９８年，韩国
总统金大中对日本进行了为期４天的访问。访问期间日韩发表了联合宣言，日本
首次承认了对韩国的侵略，并正式道歉。
然而到现在为止，日本还没有正式向韩国以外别的国家就历史上的侵略行径
正式道过歉。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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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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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的“禁令”
作者：文志传
华人在自己的祖国聚会，用什么语言交谈？这也许是个毫无疑问的常识问题。谁不知道华人同文同种讲汉语？
然而怪事偏偏就出在同种不同文，华人在华开会竟然“禁说”华语。刚刚在上海落幕的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聚集的学界精英尽管都是黄皮肤黑头发，但从论文汇编到会议网站，从演讲到提问，甚至会场门口的指南，全是英文。有人申请用中文做报告未获准许，只好用不熟练的英文演讲，致使论文原意不能充分表达。一位与会学者认为，大多数报告用中文完全可以讲清楚，而且更容易被听众理解。即使考虑到部分海外华裔学者的需要，至少可以采用中英文双语，但这些要求被组织者以国际惯例为由而拒绝。大有非熟练英语者不得发声的意思。
组织者所谓“国际惯例”，如果不是故意蒙人，就是连起码的常识也不懂。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有6种，汉语乃是其中之一。倘说“国际惯例”，至少应该是包括汉语在内的6种工作语言同时使用。随着中国国力日渐增强，外国学汉语的人与日俱增，汉语成为世界强势语言的特征已经显现，我们为什么还要崇拜英语到走火入魔的地步？
令人敬佩的是丁肇中教授，他不顾“禁令”，坚持以中文作报告。丁教授的英语水平毋庸置疑，但当他荣获诺贝尔奖发表演说，却用汉语。他说，汉语是他的母语。这一次，丁肇中在用汉语表达学术思想的同时，也表达了超越物理意义的文化情感。中华儿女遍布世界各国，但无论相隔多远，差别多大，他们以通用的汉语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标志，这无疑是中华民族大团结形成和巩固之基础。丁肇中教授此举，令人尊敬。
我们的国土神圣不可侵犯，因为那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地方；汉语神圣不可歧视，因为那是中华文化时时刻刻、绵绵永续的精神家园。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维护汉语的尊严，也就是维护民族的尊严。不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们有许多事情都要跟国际接轨，但体现民族传统、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语言、文字，绝不在接轨之列。法、德等不少国家甚至拒绝在自己的文字中夹杂英文，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签署命令，要求维护俄语的纯洁性。显然，语言、文字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我们能不深省吗？
记得小时候听老师讲都德的《最后一课》，她说，灭绝一个民族最恶毒、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迫使该民族放弃自己的母语。她说着说着就哭了，我们也哭了。她说，我们靠祖国生存着，我们靠母语发展着——这不是“最后一课”，这是永远的一课！
本文摘自于《读者》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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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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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能活到五岁
美］爱波斯坦、霍维茨著，殷宏伟、李金慧译
我眼中的“巨人”
最初产生写这部书的想法，又决定采用《假如我能活到五岁》这个书名，完全是因为一个孩子，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就是她帮助我度过了一个儿科神经外科医生的最初阶段。她叫内奥米，病危住进我们医院时只有四岁。她患了一种极为复杂的脑瘤，昏迷不醒。
这是25年前的事。第一次手术后，内奥米恢复了知觉，甚至在绷带还缠着她的头时，她就表现出孩子充满活力的神态。我第一次和她交谈时，她缓缓地抬起自己的脚，以挑战者的口气说：“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骑两轮车！”
在等待内奥米恢复体力、准备给她做第二次手术的那些天，我每天都要到她的床边看望她。每次我检查她的病历时，她都要站在床上对着我修改她的计划：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用双扣系我的鞋！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读连环画。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跳绳――向后跳！
第一次面对这种可怕的肿瘤，我却发现自己从这个仅有四岁的小女孩儿身上汲取了无穷的勇气和胆量。内奥米的精神鼓舞着我，对我而言，那是我事业初创期至关重要的一课，它加大了我的决心，让我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救治孩子的机会和可能，不管这个孩子处于何种令人恐惧的状态。
成人们大都倾向于这样认识和评价孩子：他们是幼小的、脆弱的、易受伤害的。而在我的经验中，他们却是坚强的巨人。
我们给内奥米成功地做了第三次手术。现在，她已成为一位非常幸福的30岁的女人。她热爱生活，在一家杂货店做记账员。她给我写了封信，自豪地告诉我她在什么地方工作，什么时候到了曼哈顿。她说，她写信为的是向我问好，并让我开心。
金色的绶带
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有时，我必须让自己接受这样的事实：我能给孩子的最好的礼物就是时间，多一个夏天的假日，或多一年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然而，现在我明白，以活几天或几年来计算生命的价值是一个愚蠢的算法；对生命的真实计算只能是如何充分地利用和分配我们的时间，在一定时期内我们能分享多少人生的乐趣。
劳拉被磁性共振扫描图像检查出她的恶性肿瘤第三次长出来时，我对此感到束手无策，一度陷入困惑之中。再一次给她做手术的确可以为她延长生存的时间，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治愈她，况且她已经经历了两次非常艰难的手术，做过两个疗程痛苦的化疗了。
和我的许多小患者一样，劳拉从12岁做完第一次手术后，身体的生长不断加速。当别的青少年正沉迷于摇滚歌曲时，劳拉对化疗和放疗已相当精通。她的父母参加我们任何时候的常规会诊，但是劳拉总是为自己说话，并首先作出治疗决定。
我决定告诉她治疗进程停在哪，并试图了解她接下来想做什么。很久以前我就发现，如果你想和孩子保持任何可信任的关系，诚实也许是惟一可行的方法。我曾经亲眼目睹了最悲惨、最残酷的情景：孩子不顾一切地想要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而他们的父母却感到有必要隐瞒他们，不让他们知道。这样，孩子便不可避免地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并因此而激愤。
我告诉劳拉我的想法，让她知道再做一次手术可以为她多争取一些时间。她的反应同样直接而坦然：“我要告诉你，弗雷德医生，我对躺在恢复室中，头上缠着纱布慢慢苏醒过来的生活已经厌倦了，我感到很累。化疗也一样，看着我的头发从手中落下，也同样让我伤感。”
她抬头看了看放在灯箱上的磁振动图像，叹了一口气说：“我告诉你我想要什么，我真的很想在这个夏天回家去骑马度假。如果我同意你再一次给我做手术，这个夏天我还能实现什么愿望呢？我同意再手术，但不要再化疗了。”
那次的对话是在五月。劳拉很快从手术后恢复过来，便在六月离开医院去度假。七月，我接到了一封她的来信，她告诉我有关她骑的那匹巴洛米诺马的情况及整个夏天她驯马的情形。八月，她又给我写了一封信。这一次，她描述了她获得跳马表演冠军得到绶带奖励时的情况。随信她寄来了一张快照，在照片上，她的胳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