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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卢安克：“你认为什么样的生活是有价值的？”
“做到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有了价值。”他答。
“做了这些事后，你自己有什么收获吗？”
“收获蛮多的。发现了很多问题而且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有了结果又会怎样？”我接着问。“我就写在书上，发表到我的网页上，让别人知道，别人能利用。”每隔10天卢安克离开屯里两天，去县城的网吧上网，他有自己的网页和邮箱。他说自己的书，主要是想让老师们看。“综合实践课，这个课的名字起得很好，但老师们都不知道该怎么上，我想帮中国发展教育。” 卢安克还说，每隔半年，他都往有关的教育部门寄一次他的研究成果，但没人理他。
我问卢安克：“你为啥不跟一些国际组织或政府部门合作，这样不就解决经济问题了？”
“我不需要很多钱，我研究的那个东西，有钱也没有用。也可以说是精神的研究，物质帮不上忙。”
他又说：“如果我有钱，或我有权来安排钱，会有越越来越多的人找我，我就没法安静做我的研究。他们和我接触时，为了得到好处，也可能变得不老实，我就无法研究他们需要什么教育了。”
曾有人想让卢安克当“青年志愿者”，希望他成为广西第一个外国志愿者，还打算让他参与大量公开的宣传活动。
“要我参加各种各样有吸引力、注意力的活动，我一听，心里就不舒服。我要做真正的工作并需要安静。我更不想参加那种好看的、没有什么帮助的活动还说要经常到大饭店里的活动中心去，我在那里除了浪费国家的钱以外还能做什么？我还听说很多学校付不起志愿者的保险费，还听说共青团发工资给我。我怎么能当这样的志愿者？”
现在，林广屯的人习惯了有卢安克的生活。
“刚开始常常影响我上课的人，现在天天来关心学生有没有上课，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我们的活动，好像村里少了什么似的。”
我问卢安克有什么打算？
“我想以后不教普通话，不教项目外的东西，而是全部做项目，在活动的过程中教她们。项目是根据学生的才能，根据环境的需要来定，我还想在坡拉乡，再多几个村子来做。”
卢安克还告诉我，一旦他和学生找到了要做的项目，他的双胞胎哥哥卢安思也会来。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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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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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后的阳光
作者：宋勇刚
又到了期末考试的时间，按照学校的考务安排，我被调整到二年级的一个班监考。
前几天，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给校园披上了一层银装，厚厚的积雪在阳光无力的照耀下，一点点消融，让人觉得臃肿的冬装下，连骨子里都打着寒战。
我拎着试卷袋走进教室，闹哄哄的孩子们立刻安静下来，一双双明亮的眼睛紧张地盯着我。开考的铃声响了，我将卷子发下去，雪白的试卷像翻飞的浪在孩子们的手里传递着。待教室平静下来，孩子们的笔在纸上沙沙作响时，我忽然发觉按理应当有一份多余的试卷，以便学生答卷过程中出现问题时解答调换用的，怎么没有了呢？难道是教务处数错了？我没再多想，一边在教室里来回走动，一边用目光巡视着。
一个靠前排坐的小男孩吸引了我的视线。他的头垂得离卷面很近，几乎是趴在桌子上写字。我好奇地走近他，发现他衣着单薄，一件短旧的单衣里面，只有一件不知是谁穿剩的肥大毛衣，露在外面的袖口处早已破烂成絮。男孩的双腿在桌子下面瑟瑟颤抖，他发觉我在看他，赶紧将双脚收拢回桌子下面遮挡住，却不经意露出了他那双破旧的运动鞋，鞋面已有些脱胶，污脏的雪水正从里面渗出来。
我顿时心生感慨，自己也是从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深谙贫穷的滋味。我的手轻轻落在他的肩膀上，这似乎打搅了正沉浸在试题中的他。他打了个激灵，抬起通红的脸，目光闪烁游离，不敢与我正视。我理解他的处境，自己以前也曾有过这种窘相啊。我用鼓励的眼神望着他，微微笑了，示意他直起身来，保持坐姿。他会意地还我一个很腼腆的浅笑，不好意思地纠正着姿势，向我投来一束感激的目光。
以后几天的监考中，我总会踱着步走到那个男孩身边，充满爱怜地凝望着他瘦小的身影。尽管他那冻得红肿的手在握笔时显得力不从心，但落在纸上却是铿锵的笔画，那种执著的全力以赴的神情令人动容。
接连几场考试都无一例外没有剩余的卷子。直到最后一科历史考试，有个同学要求调换印刷不清的试卷才引起我足够的重视，发生这种情形我是多么失职呀。我尴尬地清了两声嗓子，严厉地说：“谁多拿了试卷，站起来。”没有人站起来。孩子们握笔在手，不知所措地看着我。我心中升起一股怒火，再次重复道：“谁多拿了试卷，站起来。”教室里依然寂静无声，我那犀利的目光从孩子们的脸上逐个扫过。这时，那个一直被我倾注关爱的小男孩慢慢地站了起来，在所有人的注视中他显得那么楚楚可怜。他的头垂得很低，缓缓地从桌肚里抽出一份卷子来。真是恨铁不成钢呀！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一把夺过了试卷。
教室里又恢复了安静，同学们埋下头去，刷刷地做着题，只有那个小男孩仍然站在他的坐位上。我没叫他坐下，就让他站着答卷吧，我心想，算是给他一个惩戒，让他记住，穷不可耻，真正不能容忍的是他的行为。
这最后一科终于考完了，收上试卷后，我轻松地吁了一口气。我把试卷整理好，装进袋子里，正要离开教室，却被同学们哗啦哗啦地围住了。一颗颗小脑袋挡在我的面前，一双双眼睛无言地看着我。我诧异地愣怔住了。站在最前面的一个女生有些怯怯地对我说：“老师，张波多拿卷子的事不要告诉校长，好吗？”她这一起头，其他同学也纷纷附和着：“老师，您就原谅他吧……”这是怎么回事？看着他们乞求的目光，我心想其中一定有什么隐情。我远远地望了望那个叫张波的男孩，他正站在坐位上，无声地抽泣着。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向我解释：“张波家穷，他爸患糖尿病去世了，家里只有妈妈一个人能干活。他有一个残疾的哥哥，不能正常走路。哥哥无法上学，却很想读书，只能靠张波和同学们为他辅导。那张卷子就是给他哥留的……”
原来竟是这样！一张薄薄的试卷竟然包裹着这样一份深厚的情谊。我感到眼前一片模糊，眼眶潮湿了，我急忙用手去拭。那张多余的试卷将我的心压得分外沉重，我走到张波身旁，从试卷袋里将它抽了出来，轻轻地塞进张波的手里。
尽管生活苦涩艰辛，但我深信，这兄弟俩会成功的！就像这雪后的阳光，尽管一时被阴霾遮挡，但终会热力四射，让人看到希望，憧憬未来！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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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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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留学生眼里的中美之间的差距
作者：小点点
一、市长与平民没什么两样
记得２０００年在ＯＳＵ，布什和戈尔都去ＯＳＵ演讲争取选票。我当时开
车从住处去学校，在快到学校的趴车场的时候，有俩个警察提示我停下车。我停
下观望，只见四辆黑色轿车开了过去，随后俩个警察开摩托走了。一会经过学校
礼堂，才知道布什同志在里面演讲，刚看见的四辆黑色轿车就停在外面。当时我
就想这种不扰民的举动在中国肯定是做不到，一般就要几条街戒严了。２００１
年圣诞节张惠妹到硅谷开演唱会，我当然不错过跑去观看。演出还请了ＳＡＮＪ
ＯＳＥ（硅谷的英文城市名）市市长，演出快结束时，张惠妹请市长上台，台上
还有很多观众，市长很自然的就和观众一起跟随张惠妹的歌声又唱又跳。那首歌
结束，市长站在观众的队伍里，不声不响的和观众一起排队走下台。
当时我又想，这要在中国，市长不在台上被介绍恭维一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