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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你应该站的位置上
作者：陬人
在星期六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的朋友――那个骄傲的父亲勃比*来维斯带着他的两个小儿子去高尔夫球场打球。
他走到球场售票处问那里面的工作人员：“请问门票是多少钱？”
里面的年轻人回答他：“所有满6周岁的人进入球场都需要交3美元，先生。我们这个球场让6岁以下的儿童免费进入，请问你的两个孩子多大了？”
勃比回答道：“我们家未来的律师3岁了，我们家未来的医生7岁了，所以我想我应该付给你6美元，先生。”
柜台后的年轻人有点惊讶地说：“嘿，先生，你是刚刚中了六合采还是其他什么了，你本来可以为自己节省3美元的，即使你告诉我那个大一点的孩子6岁的话，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差别的。”
我的朋友勃比回答道：“对，你的确不会看出其中的差别，但是我的孩子们会知道这其中的差别的。站在一个父亲的位置上，我有责任不让她们小小年纪就学会去欺骗别人。”
就像哲人爱默生说过的一样：“为什么你说的如此大声，我却听不到你在讲什么呢？”在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时代里，真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和珍贵，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你都要站在你应该站的位置。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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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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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会讲真话的黄万里
作者：赵诚
有的人不讲真话，是因被周围人的狂热所迷惑；有的人不讲真话，是知道真
相却不敢说。黄万里的了不起，是他既能在众人皆醉之时保持清醒，而且不惜为
这真话付出大半生的代价
几年前，人们不知道黄万里是谁。即便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名字也陌
生得很。但是，人们都知道黄河，也大都知道黄河上有一座三门峡水库——那是
一项巨大的失败工程。黄万里就因此出名。
曾有人评价，中国现代真正的科学家不多，黄万里是其中之一。这里的所谓
“真正”，包含有这些科学家的悲剧色彩，而黄万里的悲剧在于，他的价值是通
过一个工程的失败来证明的。
实际上，黄万里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预见到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而是在面
对三门峡水利工程，中国水利专家集体丧失立场的背景下，他孤身对抗“民意”、
触犯上级，捍卫了真理和自己的良心。
中国建设史上的最大败笔
黄万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中国著名
的水利、水文学专家，我国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的先驱者之一。
作为新中国最有影响的水力专家，修建三门峡工程，他当然义不容辞。
但当时人们都听苏联专家的。从１９５２年开始，中国从苏联聘请专家为治
理黄河拟定计划，遗憾的是所请的专家为水工专家，他们精通水坝业务，但未必
了解黄河。黄万里曾说，苏联虽有建水电站的经验，但黄河跟苏联的河流不一样，
黄河有泥沙——正是黄河的泥沙日后成为灾难的根源。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以水利部和燃料工业部为主成立
的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那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美妙的远
景：在黄河干流上将修筑起４６座河坝，“５００吨的拖船能由入海口航行到兰
州。装机总容量可达２３００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达１１００亿度，相当于中
国１９５４年全部发电量的１０倍，灌溉面积由原来的１６５９万亩扩大到１。
１６亿亩。”
在这４６座河坝中，三门峡的这座最大和最重要。正是这项工程的修建，导
致在以后的４０多年里几十万人口离开他们原本富裕的家园，迁移到土地贫瘠的
偏远地区，其中一些人来回迁移十几次，生活变得一贫如洗。据记载，曾有水利
专家前往视察后叹息不已，国务院派去的高级官员看了也落泪，说“国家对不起
你们”。
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上三门峡工程。充满壮志豪情的领导人们一心
一意要在自己手里实现“圣人出，黄河清”的梦想。在这种一边倒的极端气氛下，
负有责任的专家大员们不敢面对现实，直抒己见，个别的甚至曲意逢迎，企求腾
达。敢于讲真话，道实情，坚持科学见解的人非常之少，黄万里的反对之声就显
得格外刺耳。
惟一的反对者
在１９５５年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许多专家都对苏联专家提出
的规划交口称赞，惟有黄万里发言反对。他当场指出：“你们说‘圣人出，黄河
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０日，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在京召开，此时三门峡水利
工程工地已在筹建中。
在讨论会上，三门峡工程的“主上派”与只有黄万里一人的“反上派”展开
激烈争论。
“主上派”们描绘的是建高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的美妙图景，而黄万
里说，在这个淤积段上是不能建坝的。否则黄河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
而且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起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
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现实的，何况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他指出此
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灾害。
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黄万里孤身舌战。争辩七天
后见无效，黄万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
来可以设闸排沙。这个观点被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
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上世纪７０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１０００万元的代价
打开。
黄万里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分析和预见，从工程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
了。三门峡水库１９６０年９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
两岸受灾农田８０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西安受到严重威胁。到了５０年后
的今天，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已所剩无几。从１９７２年黄
河开始断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已每年断流平均１００多天。
旅居德国的水利工程师王维洛曾在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黄河三
门峡工程建成四十周年》中算了一笔账，三门峡工程总结算时耗资达４０亿元，
相当于４０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而之后改建费用和因之受灾的地区所遭受的
经济损失更是一个谁都无法估量的数字。
右派２２年
与苏联专家的设计意见相左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就被视
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加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感召下，黄万里又
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了小说《花丛小语》。在这篇３０００多字的小说里，黄
万里通过包括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的确定等一些事件，指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
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毛泽东在看过《花丛小语》后，一次，遇见黄万
里的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
》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和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
绝。这是什么话？”之后，《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展开了对黄万里的
批判。黄万里的右派命运注定。
１９５８年黄万里被正式定为右派，工资从二级教授降至四级教授，从此开
始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大转折。
但即便如此，黄万里也没有为自己的言行后悔。三门峡工程败象已露时，国
家领导人曾通过黄炎培示意给黄万里，如果他写个检讨，就可能把他右派的帽子
摘掉。黄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