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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我叫莎丽尔。”我一边打开车门，一边掏钱打算付给莎丽尔小费，但是莎丽
尔却紧张地摇头说：“对不起，莫伦先生，我并不是想要您的钱。”我将刚打开的
门重新关上，看着紧张而羞怯的莎丽尔开玩笑说：“难道你是想跟我交朋友？”她
“咯咯”地笑：“因为您跟我爸长得很像！”
看得出，莎丽尔说这话的时候积攒了很大的勇气，而且一提到“爸爸”，她的
眼泪几乎就要掉下来。我突然萌生出一种无以言表的情愫，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
样的感情，于是我对她说：“我开车带你兜兜风好吗？”她睁大眼睛，有些不相信
地看看我，然后突然雀跃着鉆进车里。
很快，这个１０多岁的孩子消除了对我的陌生感，打开了话匣。她说她父亲是
个非常英俊幽默的男人，在她两岁的时候离家去阿姆斯特丹做生意，赚了钱就会开
着红色跑车回来接妻子和女儿，还要为她们建一个牛羊成群的大农场呢……
莎丽尔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我已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的母亲快要离开这个世界
了，莎丽尔希望找到一个长相和她爸爸相似，而且有着鲜艳跑车和大农场的男人，
让妈妈“等到”心爱的男人，了无遗憾地离去。很显然，她父亲是个不负责任的男
人，到阿姆斯特丹后没有发达，或者已经爱上了另外的女人。
如果莎丽尔需要的仅仅是钱，我或许还能帮助她，可是……莎丽尔突然提高的
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她眼睛里迸出光亮，还一个劲地向我道谢：“莫伦先生，我
在半年内找了许多叔叔，可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愿意听我的故事，您是最好的！
”说完，她跳下车去，一边跑一边说：“我明天再来找您。”
第二天早上，这个小姑娘竟然一路找到我家里！这一次她带来了一张照片——
她父亲１５年前的照片，一个英俊年轻的小伙子，但并不像莎丽尔说的那样和我非
常神似。莎丽尔是要我扮演她的“爸爸”，也就是她母亲的丈夫。
莎丽尔满脸笑容，眼神中映射着无比澄澈的温暖，我无法拒绝这样一个小女孩
如此善良的要求。
一个阳光普照的下午，空气中透着淡淡的茉莉香味。我载着莎丽尔向霍华德大
街的“南茜精神病院”出发了。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莎丽尔的妈妈正在熟睡，这个
被思念和病魔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女人，被小小的女儿拾掇得异常整洁。
没想到，莎丽尔的母亲醒来后，突然扑倒在我怀里号啕大哭，她真的把我当成
了她苦苦等待的丈夫！看着一旁兴奋激动的莎丽尔，我突然觉得自己的生命在那一
刻无比澄澈温馨。
莎丽尔似乎不相信眼前的一切，她好几次悄悄掐自己的手背，然后露出得意的
笑容。我朝她努努嘴：“怎么不叫爸爸？”慢慢地，莎丽尔蹭到我身边，迟疑许久
，轻轻地叫了声：“爸爸！”我伸开另一只臂膀将她搂进怀里……
一小时后，我和莎丽尔将她母亲扶下楼，当她远远看到我那辆鲜红的跑车时，
紧紧抓住我的手说：“亲爱的，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我终于等到了你！”我当
然“回来了”，我甚至也为“妻子”准备了一座大大的农场，整个晚上她都拽着我
和莎丽尔在农场转悠。
晚上１０时，我开车送她们母女回医院。我一直等莎丽尔的母亲睡着后才离开
。莎丽尔将我送到病房外面，她说：“莫伦叔叔，真的谢谢你。”莎丽尔不知道，
我这个４２岁的中年人其实早已被她深深感动和激励。
翌日下午，我又开车来到精神病医院，这让莎丽尔感到无比惊喜。我拍着她的
肩膀说：“我愿意做你的爸爸，也喜欢和一个好孩子陪着她的妈妈。”
半个月后，莎丽尔的妈妈终于含笑离去。丧礼结束后，我向莎丽尔张开双臂，
说：“孩子，知道我现在最想你叫我什么吗？”莎丽尔眨眨眼睛没领会过来。
我再指指自己的胸口，莎丽尔终于张开双臂跑过来，扑进我的怀里轻轻地叫了
一声“爸爸”。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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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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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教育的忧思和希望
作者：孙绍振
这些年母语教育越来越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忧虑的触发，源于大学生语文素养的滞后。在书面表达上，错别字多，用词不当，语句不顺，是比较常见的现象。有的连普通的实验报告和一般的通知，都需要上级反复修改。在人际交流方面，口头现场应对的能力不足，在正式场合发言，眼睛离不开事前准备好的稿子。此方面的能力与西方国家的大学生相比，差距明显。如果这仅仅意味着运用语言和文字的缺陷，充其量不过是实用技能问题，要改进也并不特别困难。但是，母语不完全是工具，而是民族传统、文化观念、道德准则、思维模式的载体。这方面不足，意味着民族认同感的弱化。民族自尊和自豪不是抽象的，民族语言的自尊和自豪是题中之义。
母语教育面临这样的问题，首先是由于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汉语是一种弱势文化载体，不能成为最广泛使用的国际语言。我们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去学习英语这种国际通用程度比较高的语言。但是，这并不是忽略母语教育的理由。就是美国人也把母语的运用和表达，当成青年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把英语的重要性放在了母语之上，如果这仅仅是某些权威的观念，问题还不太严重，关键在于，观念和行政力量结合在一起，便成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有些硬性规定实在是太过分了。
具体表现之一，连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语文考卷，也照抄美国托福模式的客观题和标准化方法。其实人家托福是一种不得已的商业化操作，而且考的是初级和中级英语，而我们居然用来考中国的古典诗歌。托福模式的特点是把一切复杂问题简化为四项选择，有利于评分效率是其优点，但是把问题过度简单化是它的局限。表面上，有四项选择，并不是十分简单，但是，其中三项是干扰项，只有一项是要求考生做出是非判断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托福模式，就是一种是非题，简单化和僵化是双胞胎。高考作为中学教学的指挥棒，迫使中学不得不用这种绝对是非模式来训练中学生，其结果只能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精义的扭曲。要在这种模式中，对母语经典产生感情，得到领悟，无疑是缘木求鱼。一味追随托福模式，必然膨胀客观题的数量，把作文的分数比值降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60分，也就令人见怪不怪了。本来作文是学生综合素质的最集中表现，把作文分值降低到如此之低的水准，无疑是对母语教育规律的严重背离。客观题以现成答案的选择为特点，而作文则以自由创造为特点。二者孰轻孰重，本来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对于强势文化考试模式的教条主义盲从，造成了十多年来中学生和大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的严重滞后。
表现之二，在大学里，把英语四级考试变成一种超越任何学科的硬性要求，不及格就不能获得学位。这不但在教育学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任何理论根据。更严重的是，有关人士又把这种考试设计得特别刁难，每次只让40％的考生及格。其结果是，两年准备，不管多么投入，也还是有60％的人得不到及格证书。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极不正常的潮流，不管什么系科，都把英语放在第一位。这几年大学生就业竞争日趋严峻，学位的获得与否同就业直接联系在一起。教学因之受到严重冲击。专业课程不得不向英语让步。学生在学习安排上，把上课以外时间的70％到80％奉献给英语，成了别无选择的法门。恶性循环还不止于此，不只一所大学规定，四级考试不及格不能考虑其入党申请。最为惊人的是，个别大学还规定本科生不但要过四级，而且要过六级。盲目突出英语的结果是：英语在大学中成了霸主、恶婆婆，而母语则成了小媳妇。
缺乏母语修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理性思维和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