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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老外婆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家对门一家凉菜店的男主人曾伯也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最大毛病，是不喜欢他的妻子与别人说话。他是怕妻子“吃政治亏”，因为妻子经常与买凉菜的顾客聊时事，哪里又抓了腐败分子哪里的铁路又出了轨哪些人又要涨工资了。这对于一个讲人气的小买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曾伯看来，此事却万分危险，他时常在妻子讲得正高兴时，又是挤眉又是眨眼，有时甚至干脆骂开了，说：“有什么好说的？干你的活！”随后还会小声附到妻子耳边说：文革你又不是没有经历过！
曾伯在“文革”中见过太多的人祸从口出，因此，他不惜以得罪买主和惹得家庭不和的代价，也要坚持让妻子少说话。
在生活中，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有的新闻工作者，一遇到写领导排名就噤若寒蝉，如履薄冰。有的摊贩，不管有证无证，一想起城管就条件反射式的发抖；有的股民，一听到电视的股评就喊换台；有的民工，三天没有看见包工头就吓得失去了方寸，以为对方又卷款潜逃了……
对于很多正常人来说，都会嗤笑以上的种种行为的病态。但每个人的历史，也许就像树的年轮一样，记录着他所经历过的所有灾难和教训，而且永远无法抹去。让昨天的经历来指挥今天的行为，有时确实显得滑稽可笑。但基于当前的某些社会现状和背景，谁又敢把这些行为仅仅当成笑料呢？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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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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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作者：刘红
二十多年前，开门办学成为潮流。我们学校的学农基地设在距县城８０多公
里的朝阳峰。
农忙期间，高中学生自带粮草，分班轮流上山，时间一周。
朝阳峰顶建有红砖青瓦院落，原是寺庙。建国后几经冲击，僧侣多作鸟兽散。
我们上山时，仅有一老僧留守，为我们挑水扫地，炒菜做饭。老僧已蓄须发，不
打坐，不诵经，衣着一如常人。我们忙时，他来帮忙；我们闲着，他便远远躲开。
朝阳峰海拔１１００多米。山上长风不止，据说一年只刮两次风，一次半年。
茅草繁茂，而树木却不及人高，且奇形怪状，使人想起盆景。作物除了红薯，什
么都不长。我们年年垦荒、播种。今人欣慰的是，红薯个大，产量高。那年月，
我们就是这样，投入青春，收获红薯。
白天劳作，晚上休息。我们窝到床上，伴着呼啸的西北风，在黑灯瞎火中闲
聊。说得最多的，自然是这座山、山上的这座庙以及庙里的这个神秘的老和尚。
有人提醒说，和尚是封建余孽。弄得我们很紧张，心里想，这老僧会不会往饭菜
里投毒呢？于是我们成立了侦察小分队，连夜行动，将老僧秘密监控。
后半夜，厨房的油灯昏昏地亮了，我们几个埋伏窗下门边。老僧打开库房，
提出一袋大米，倒入一只大木盆中。他在盆边蹲下来，捧起一把大米。大米水一
样从他指缝漏出来。他从腰间取出一只小布袋，左手撑着袋口，右手抓米。抓了
几把，布袋灌得鼓鼓的。他紧一紧袋口的绳子，松开宽大的袂裆裤。将小布袋系
在裤裆中。然后淘米、生火蒸饭。天色麻麻亮，饭枧升腾着香喷喷的蒸气。他用
灰土盖住灶膛内的明火，准备溜了，在门口被我们逮个正着。
我们押了老僧进房，搜出饱饱满满但不足两斤的一袋米，问：“为什么偷米？”
老僧目光躲躲闪闪，说：“喂猫。”我们笑了。出家人不说谎，偶尔说谎，必成
弥天大谎。又问：“猫儿能吃米吗？”我们在大批判、大辩论的大氛围中成长，
长于口诛笔伐，敢于无理取闹，何况铁证如山！我们个个神气十足，底气十足。
老僧慑于气势，两膝着地，长跪不起。“我是山东人，”他说“我到崇阳二十多
年了……”他这样语无伦次地说。像是盖头盖脑淋了一盆水，他打个寒颤，突然
间就平静下来。
“我被拉壮丁当了蒋匪的兵。南京解放的前夜，我逃出城壕，与一个姓王的
崇阳籍伤兵结伴同行。王是独子，父母年事已高。走出百十来里，王不行了，托
我给他父母养老送终。
说着就断了气，但眼睛睁着。我替他抹上眼睑。才松手又睁开了。王对我不
放心呢。我说，我保证给你父母养老送终。王闭上眼，清亮的泪水从他眼角浸出
来，直往耳洞里跑。“
“其实，我事先和王并不认识，也不知道崇阳这个地方。我边走边问，直到
次年秋天才找到王的父母。他们真的很老了，而且无依无靠。我在朝阳寺削发为
僧后，在半山腰找了块背风的平地，盖了间干打垒的茅屋，把他们接来住下。这
一住就是二十六年。我无一技之长，只能走东家窜西家化些食物接济他们。你们
来后，见到白花花的大米，我便生出邪念，想偷了米送去，让老人熬碗粥喝……
太阳升起来。我们跟随老僧，沿着仄仄的山路来到一间茅屋前。两位鹤发老
人坐在暖洋洋的阳光下，怡怡然捉着虱子。压着茅草的石块被风推动，屋顶掀开
一扇天窗。
老僧爬上茅屋。这位为一个承诺坚持了二十六年的老僧，还将继续坚持下去
吗？我们望着屋顶发呆。
老僧立于屋顶，黑色的身影愈发高大，如生铁铸就的一座碑。
本文摘自《读者》２００５年第１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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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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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的人们一听口音就轻视我们
李永芳 口述实录
因为超生，村领导把我们逮起来了
我是安徽省阜南县人，来北京差不多4年了。我记得当时家乡发洪水（指98年华东大洪灾），把什么都淹了，我们没办法只好来北京找活干。她（指女儿王翠兰）爷爷最先过来北京
的，奶奶那时候得了高血压，也花了一些钱。我们很穷啊，在家没有什么好干的。过了几个月后，我们一家人也过来了。我还有一个干弟弟在北京，他是卖菜的，收入还可以，他让我们来北京，说比呆在家里好，我们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所以就一家人到北京来了。
在老家的时候，爷爷在公社医院，也算是个国家医生吧。我爱人也是医生，是自己开的诊所，那时乡里就只有我们家开的一个诊所，我们是合法经营的。我和我爱人也一块种地，我们一家7口总共有五六亩地。可是挣不到钱，还很累。开始的时候，我只生了两个闺女，没有儿子，人家都看不起我。后来我超生了一个儿子，村领导就把我和我爱人逮起来了，要罚我们的钱，可是我们没钱啊。（女儿王翠兰插话：“他们把我妈和我妹都抓起来了，问我们要钱”）那时候，那些人还把我们家里的东西都砸了，可凶可凶了。最后我们还是被罚了6000多块钱。说实话，那时如果我生的是一个闺女的话，我就不要了，我们那边重男轻女的观念很重的。
在老家开诊所挣钱不多，那些人要是有钱了，都把钱用在买化肥、农药那些上面，看病的钱就老欠着，有时候一欠就好几年，过后也就溜了，没那回事了。别人欠我们家7000多块钱我们都收不回来了。
卖一盒药只赚几毛钱
来北京以后，我们也开诊所。（一开始李永芳吞吞吐吐，不大愿意往下说。她问我们把她的话记录下来会不会上报什么的，会不会有人来抓他们，经过我们一番解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