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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清说完就走了。
小兰英望着十根金条，泪水不住地流了下来。
当夜，杜月笙来了。在十八层楼上他上半夜睡了姚玉兰，下半夜睡了姚玉英。
姚玉英想反抗，但杜月笙带来了两个女帮手，说是待女专门帮他脱裤子，按女人的手。
第二天，姚玉英就发起烧来。杜月笙急忙将她送到医院，一个星期后，姚玉英竟死了。
姚玉英死后，杜月笙把精力集中到了姚玉兰一个人身上。但他那色迷迷的眼睛却也常常盯着小兰英转。
小兰英害怕起来，在一个阴郁的日子，她乘上小火轮，来到普陀山，削发为尼了。
姚玉兰就成了杜月笙的第四房太太。
沈素娥嫁给杜月笙后，没有生育，她领养了一个儿子维藩。虽是养子。但此子进门后，杜月笙事事顺利，所以爱得甚过己出。
陈帼美是二房，共生了三个儿子，即维垣、维翰、维宁。
三房孙佩豪，生了两个儿子，即维屏、维亲。
第四房姚玉兰后来生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即维善、维嵩和美如、美霞。
杜月笙一生共有八子二女。
旧中国教父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六章
1932年11月，杜月笙在陆京士等人的策划下成立了恒社。因为到了这种时候，杜月笙觉得，青帮“开香堂”收徒弟的一套传统方式，已经不适应广收海内“英雄”的需要，也限制各式“英雄”投奔门下了。
恒，是取义于古书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隐隐含有以杜月笙为中心，也以他为立身处世的最高“典范”的意思。这个名字是大学者章太炎给起的。另外还制定了一个社徽，中间是一个斜月和一个大第，四周有十几个繁星环绕，“众星拱月”的含义就更清楚了。
陆京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候补委员）洪雁宾（宁波实业银行经理）、周孝伯（律师）、涂您棠（大华银行经理）、蔡福棠（长丰地产公司）等人任该社常务理事，唐世昌（《申报》编辑）等为该社候补常务理事。
对于恒社组织的意义，陆京士还发表过一通议论。说：
“窃以为国家民族存亡之关键，在于国民组织力之程度。……而年来国内各项组织，形式上似甚勃勃，但究其实际，都以适当之条件未备，未能发生真实雄厚之力量。所谓适当之条件者何？日有中心，有恒心而已。无中心，则滂俊无所适从，向心力不坚；无恒心则团结不久，离心力必大。唯有有中心之领袖及有恒心之分子者，始足以称为现代化，合理化之组织。”同时宣布了以下“十字炒刘宁匕”曰：
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
恒社的成立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社会部的批准，并在法租界注册登记。1933年2月25日该社举行开幕典礼时，法租界当局特派总监到场祝贺。恒社社址初设在法租界爱多亚路息庐，后因租价昂贵迁至马浪路39号。
与一般的流氓帮会不同，恒社拒收无业流氓。社章规定，入社“须经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理事会审查通过，填发社证。”审查社员资格的原则是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根据1934年4月的《恒社社员录》可知，二百二十三名社员中商界有一百二十人，约占百分之五十四，其中有三星棉铁厂经理张子廉、上海棉织印染厂章荣初。警务三十人，占百分之十三。政界二十七人，占百分之十二，内有上海市社局科长张秉辉、许也夫、财政部视察员何绍芬。自由职业界二十一人，占百分之九，内有律师毛云和鄂森。军界十一人占百分之五。工界五人，占百分之二，其中有上海市总工会主席朱学范、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陆机云，上海邮务工会委员张克昌、全国邮务工会委员赵树声。学界五人，占百分之二，内有上海乐华女中校长陈亚夫、沪北中学校长冯一先。党务四人，约占百分之二，除陆京士外还有上海市党部委员陈君毅、上海市党部第六区常委冯宪成和汉口市党部委员吴绍赵。这些具有公开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人入社后成杜月笙借以自重的私人势力。
恒社社章规定社设有理事会，杜月笙在名义上只是名誉社长。虽说它具有社团的公开形式，成员均为资本家、官吏和知识分子，但旧式封建秘密密会的实质并无改变。在恒社圆形社徽中间是一口铜钟，钟的外壁正中为一新月。《恒社月刊》纪念号上说： “钟表示为发声之源， ‘声’字与‘笙’字同音，加上月芽，就成为‘月笙’。“恒社社员将社比作太阳系，把杜月笙比作“我们大众的太阳。诸位老前辈、老大哥，似行星般地仰承意志，在前面领导，”并强调“本社之创设与进步，为完全托命于此中心作用……欲求本社会之恒，则必须将此中心作用加以发扬。”
恒社吸收了不少国民党军政军警人士，在政治上是倾向于国民党的。1936年10月对日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恒社为“表示吾同人拥戴领袖爱护国家之意”，经第十一次理事会和第六次常务理事会议决，于同年6月29日晚起由该社平剧组在新光大戏院演剧筹款，所得票款扣除应需开销外净余2026。 30元，于7月21日悉数解送中国航空协会，“稍作购机祝寿之用。”恒社社员郁联升撰文吹捧蒋介石“历年来在新旧军阀共匪外寇前后内外交相煎迫之中，镇静应付，誓死奋斗，……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所有物质上精神上各种建设，靡不纲举目张，百废俱兴……蒋委员长劳苦功高，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救星，……亦为世界大同之实行家。”这篇祝寿文章清楚地代表了恒社亲蒋反共的立场。
由于恒社社员均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敌对失业社员的职业介绍较有成效。据统计，自1935年至1936年来恒社登记要求介绍职业的四十余名社员，至1936年冬已设法介绍了二十一人。这在当时上海社会中的确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恒社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初创时仅有社员一百三十余人，到1936年冬天已达到一千五百余人。
由于交了大批的商界的朋友，杜月笙开始以恒社为纽带，向商界插足了。
杜月笙向工商界插足始于何时？始于1927年被蒋介石授予少将军衔之后。当时，有人向他进言，应该办一点工商事业，名列实业界，这样，名望就更“正派”，地位就更巩固了；而要搞实业，则首先应有一个银行。这个向他进言的人就是当时任北四行储蓄会经理的钱新之。
钱新之，名永铭，浙江湖州人，留学过法国，前些日子出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次长，如今是“四行储蓄会”经理。
北洋军阀时代，私立的银行很多。1927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蒋介石把自己的中央银行升格为银行之首，在金融上控制其他公私银行及钱庄。原来的两家公立银行——中国和交通，依然保持原样，由“四大家族”的孔（祥熙）、宋（子文）加以控制。私立银行中，主要有北四行和南四行。北四行是由原来在北京、天津设立总行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组成。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北四行的重心也逐渐南移，并组织了四行准备库，发行中南银行名义的钞票，成立四行储蓄会，大量吸收存款，后来，还造了当时远东最高的大楼——国际饭店。
钱新之到上海后，住在租界的公寓里，有两只箱子失窃，内中有几件“传家之宝”。他向租界当局报案，巡捕房一连查访几天，杳无音讯，毫无办法。大前天，他转折地托了个朋友，请杜先生帮帮忙。杜月笙一口答应：“让我想办法看看。”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夜十一点光景，两口箱子由司机阿发送到钱的住处，物归原主，里面的东西一桩不少。内中有两样已被当掉，是杜月笙派人赎回来的。钱新之要还赎款，司机不肯收，说是杜先生关照，交个朋友。
钱新之感激不尽，大年初一，特地来杜公馆拜谢。
杜月笙一听银行界大名鼎鼎的钱经理来访，一迭声地吩咐；“快清，快请！”自己忙着迎了上去。
杜、钱二人一见如故，在小客厅里谈得十分投机。脑子活络的钱新之，不到半个小时，便以老友的口吻，向杜月笙进言：
“杜先生，依小弟的愚见，以您的手腕、名望，今后应大办工商实业。名列工商业界后，您的名望会更大更重，地位更加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