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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凌敦多克执政后，与祖国多渠道的联系，出现了更多的困难。南路通道清政府和准噶尔部时战时和，处于梗阻状态。阿玉奇逝世后，俄国对土尔扈特部落的控制日益加强，假道俄国北路又处处受阻。尽管如此，策凌敦多克仍排除重重困难与祖国联系。１７３０年年初，策凌敦多克派遣那木卡格龙、达尔罕格楚尔为使团前往，向清朝雍正帝请安，并呈递奏书和敬献礼品。在北京，部落使团表明：不自认为俄罗斯帝国之臣民（《故宫俄文史料》第２３件，第３１页）。清政府认定土尔扈特部落为蒙古所属之一种民族。１７３０年下半年雍正帝派出托时为首的使团，赴彼得堡祝贺俄皇彼得二世即位，随同这个使团前往的还有另一个使团，就是以满泰为首的使团，主要是对策凌敦多克使团回访，并对土尔扈特部慰问。
满泰使团成员如下：
1梅勒章京满泰
2梅勒章京达布什
3梅勒章京阿思海
4坦斯里公格齐旺
5梅勒章京固鲁札布；随从武官仆役２８人。
满泰使团比托时使团多８人，他们在１７３１年（雍正九年）２月３０日抵萨拉托夫，策凌敦多克特遣宰桑刚达什和札布两名札尔固齐专程迎接来自祖国的亲人，并向雍正皇帝请安。满泰使团于５月７日到达土尔扈特部落牧地附近，策凌敦多克又派遣达木巴达尔札与阿尔达拉鄂木布前来迎接使团。由于阴雨连绵，５月１１日使团才达到策凌敦多克驻地，阿玉奇遗孀和其子策凌敦多克、部落首席大喇嘛尚固尔盛宴接待祖国的使团，跪接了博格德汗（指清朝皇帝）交给他们的谕旨：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土尔扈特汗安否？前阿玉奇汗仰慕吾圣祖皇父仁化，笃意遣使取道俄罗斯之路，上书请安，呈进方物。圣祖皇父，明鉴嘉许，特加施恩，遣使致意。彼时，阿玉奇汗曾欲假道俄罗斯再遣使臣，或为准噶尔所困，道路梗阻，或向俄罗斯假道未果，实难逆料。
尔等土尔扈特部，虽远居边陲，然向行善事，人怀忠心，以诚远来，笃请圣安，圣祖皇父业已明鉴。尔纳札尔玛穆特之子阿拉布珠尔，随同其母来藏叩拜，返回时为策旺阿喇布坦所阻，兹念悯其不得返归，封为贝子，且已另行安置，施恩养育。又库莽喇嘛之众弟子为唐古特所截留而不得返，皆施恩收容养育。自准噶尔俘获之土尔扈特人等，亦皆令归各部，施恩养育。
悉闻阿玉奇已殁，朕嘉许其恭顺之举，待以仁德。今朕居龙位，念阿玉奇汗素以忠诚之心，请安于圣祖皇父，故命原副都统满泰、原副都统达布什、原副都统阿思海为使节，前往慰谕土尔扈特。余言由使臣面叙。特谕。
雍正七年五月十八日（此件敕书是与前文提及之《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同时发现于新疆和静县，发现的经过可参阅马大正、郭蕴华《‘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试析》《民族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汗本人及母亲和尚固尔大喇嘛，不止一次向全体成员赠送了礼品。在慰问部落期间，每日都受到部落各分支头领的盛宴接待。满泰使团启程返国时，策凌敦多克表示：“但愿如天朝大皇帝万万年，临御天下，我在此朝暮于佛前谒诚祷祝，烦天使奏闻。使臣所告准噶尔自噶尔丹至策旺阿喇布坦、噶尔丹策凌之所做所为，与我所闻相同，其事属实，清朝皇帝派大军进剿，我必获悉其部；尚有准噶尔人败北窜入我处，我将收留之后，再行奏闻。”达尔玛巴拉表示：所蒙清朝皇帝之恩，趁老妪身死之前，亲往谒见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
５月２４日满泰使团启程返国，策凌敦多克遣台吉1人宰桑2人，赠送珍贵盘羊100只，送至伏尔加河西岸，满泰使团和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托时使团一道回国。
１７４０年，敦多克奥木巴还多次呈请俄国政府，开释１７３０年策凌敦多克派遣出使北京的那木卡格龙等人，因他们在北京期间只承认是中国清政府的臣民，否认是俄罗斯臣民，而被俄政府拘禁。后经敦多克达什多方奔走力争，使彼等由拘禁中得蒙开释。
敦多克达什执政期间，为了抵制沙俄政府对部落的控制，他努力保持同清政府的联系，以求清政府对部落的帮助。１７５６年（乾隆二十一年），敦多克达什遣使吹札布等人，冲破俄国的重重阻挠，历时5年，到热河行宫朝觐乾隆，并请求去西藏礼佛。乾隆于万树园热情（《清高宗实录》五二二页。）接待吹札布等代表，敦多克达什向乾隆呈献贡品，有方物、弓箭袋等。乾隆允其所请，派官员护送其到西藏拜谒达赖活佛。次年，吹札布返京，乾隆再次召见，并询问部落与俄国的关系及处境。吹札布向乾隆道：“俄曾经与雪西洋（瑞典）及西费雅斯克国（土耳其）战，土尔扈特部落出兵助俄，因而部落的实力被削弱，兵弱不足以抵沙俄压力，后才被沙俄控制，但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敢为人臣仆”（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三《厄鲁特要略五》）。吹札布建议清政府谕令哈萨克，以后土尔扈特部落纳贡路途近便，不必再假道俄国，免俄阻难，并详细表明他们所居住的疆域，绘制草图献给乾隆帝。
渥巴锡执政后采取秘密措施，策划东归，他为摆脱沙俄对部落的控制，反抗沙俄当局的剥削和压迫，派人秘密和清政府驻伊犁的官员联系，提出要求东返祖国，清政府同意了他们这一合理要求，随时准备迎接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
二、土尔扈特部落同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联系
土尔扈特部落的首领们在西迁的140年间，与西藏黄帽派喇嘛多次联系，同时取得了藏传佛教对这个漂落异国的部落有力的支持。
１６４０年，和鄂尔勒克率领其子书库尔岱青和伊勒登，返回准噶尔牧地，参加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诸部王公联席会议，会议中和鄂尔勒克拜会了跟随达赖喇嘛当经师，诵经整整22年的札雅班第达（拉特纳巴德拉著《札雅班第达》，第３页），并邀请其去土尔扈特部落传经。札雅班第达于１６４５年春到土尔扈特部落，并为和鄂尔勒克、达优额尔和台吉们亡故做法事。书库尔岱青、衮布伊勒登、罗卜藏、桑杰达等人，分别邀请札雅班第达经师为他们讲诵经典，转抄佛经，广传妙法，满足了上、中、下三等人的心愿。“部落向札雅班第达布施仅马就达两万多匹。１６４６年６月札雅班第达一行回到中国（拉特纳巴德拉著《札雅班弟达》第５、６页，乌兰巴托，1959年版）。”和鄂尔勒克及其子和札雅班第达的联系，加强了黄帽派喇嘛在部落的正统的宗教地位，增强了部落同祖国的思想联系，求得了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神权上，对部落最高统治权的承认与支持。
１６４６年秋，书库尔岱青赴西藏拜谒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１２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在西藏期间，达赖喇嘛封他为土尔扈特部落的“汗”。此间，他熬茶礼佛，对喇嘛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１６４９年春，书库尔岱青返回伏尔加河下游的部落驻地。１６５８年又第二次赴藏礼佛（（诺尔布译《卡尔梅克汗诸汗简史》第３页，中国民族研究所，《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四集，1985年版）。期间，他又拜谒了达赖活佛和班禅活佛。书库尔岱青于１６５９年回国。书库尔岱青两次赴藏礼佛，借助神权取得了对部落有力的统治，使部落人民思想趋于安定。最主要的是借助了祖国藏胞和藏传佛教有力的支持，抵制了俄国的威胁。
阿玉奇执政期间，为了加强与西藏佛教神权的联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使先辈建立的这条渠道更加顺畅。先后派出8批赴国去藏礼佛，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其侄阿拉布珠尔所携达500余众，去朝拜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
１６９０年，西藏达赖活佛赐给阿玉奇“汗”的封号，并送去了这一汗号的大印，阿玉奇始自称“汗”（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阿玉奇极力与西藏僧侣上层，特别是与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多方联系，从而大大增强了部落的政治地位。在阿玉奇取得“汗”号的１０年，使俄国政府在其政府的文件中也不得不称阿玉奇为“汗”。只是１８世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