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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宽敞的办公室里摆满了书籍材料，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古画，窗下便是汹涌的曼哈顿东河，此时他经过半年的治疗，精力充沛，心情明朗，每天上午都到办公室工作，并不把疾病放在眼里。一坐下，他就从John Rawls谈起，询问我的看法，并提到半年前我说“the veilof ignorance”意在斩断历史的话，接着就让我详谈我的论文。我扼要讲了自己对西方理性传统的理解，着重说明我在“结论”中阅读柏拉图，称这一传统为“groundlese imperative”的意思。王浩以其深厚的哲学信念，对我这种后生妄言未必全同意，但他显然感兴趣，说有助于他理解哥德尔哲学，特别是所谓“rationalistic optimism”。他问了很多问题，并从书架上取下自己九月刚完成的新著A Logical Journey：from Gdel to Philosophy的打印稿赠我。这部厚厚的书稿前后写了近十年，第一次披露了七十年代哥德尔晚年，王浩定期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同哥德尔广泛探讨哲学问题的详细内容，以及王浩自己二十年来所作的深入思考。书中提到，哥德尔被认为是两千五百年来唯一有资格说“亚里士多德和我”的人。这本书已成为王浩先生最后的力作，将于明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那天他谈及希腊哲学、霍布斯、哥德尔，以及英美哲学界不少人和事。他不喜欢海德格尔，但认为《存在与时间》那本书写得不错。我说海德格尔自己曾经承认，他在纳粹时期的“失足”，跟他所谓“历史”这个概念直接相关，王浩很重视。他还说，Thomas Kuhn的观点，哲学家感兴趣，科学家都不感兴趣。王浩兴致很高，我想让他休息，几次提出打住，他都说无妨。在谈话过程中，他一直用流畅的英文随手作笔记，记了好几页，那种纯粹、认真的思想兴趣和平等待人的精神，再一次让我心里震动。午后，我们出来到街上一家中国餐馆吃午饭，饭后我送他回寓所，他始终都在谈哲学。他邀我上楼见过他的夫人，我才告辞。
我回Amherst以后，他几次打电话来长谈，给我以勉励。那段时间，他的治疗表面上顺利，医生和他自己都很乐观。从十二月底到今年一月底，我回北京探亲，返美后即给他打电话，他很高兴，关心地问到国内的情况，他告诉我，英美哲学界近年对哥德尔发生了新的兴趣，二月上旬在波士顿有一个讨论会，他将在六号的会上第一个发言，问我能不能去听。我说那天因有学生上课不能前往。他说那就把发言稿寄给我看，两天后果然收到了。
这份十三页的稿子概括了A Logical Journey那本书的要点，同时记录着王浩一生最后一次正式的学术活动。其中谈到，我们在数学领域，先凭直觉加减乘除，在无章可循的情况下直接计算有穷整数，以此延伸我们的直觉，逐步推定数学命题，从整体上把握数论，把握范畴，把握原先似乎是混沌任意的数学世界。这就是哥德尔和王浩在七十年代的谈话中达成的所谓“数学中的柏拉图主义”。哥德尔以此类推，试图把数学中的柏拉图主义推广到一般的认识论和人生哲学，以此抗衡休谟、康德以来的怀疑主义认识论以及各种实证论、经验论观点。哥德尔对经验、常识、语言怀有深刻的不信任，自称他的哲学是“理性的，理想主义的，乐观的，神学的”。他确信，科学知识完全可能从直觉出发，超越现象，到达“本体”的彼岸。哲学完全可能成为一门“精确科学”。王浩批评哥德尔的谈话往往“难解”甚至“牵强”，但他同样相信现实可知，人类生活总的来说终将越来越美好。他说自己在认识论方面的“rationalistic optimism”，只是比哥德尔的更“稳健”、更“谦恭”而已。他告诉我们，他们两位的这种共同立场，“虽然无法证明，但也无法反驳”。他主张数学中的柏拉图主义尚只适用于数学领域，“除非谁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说明不仅于此”。我读到这儿，立刻想到“Gorgias”篇508e—509a和“Phaedo”篇85c…d的两段话，王浩至此已经把话说透，触及柏拉图学说的核心了。发言最后引用柏拉图“Euthyphro”篇7b—d一段，指出人们在数学（科学）领域产生分歧容易解决，在根本的人生信念、伦理道德方面则不然，往往酿成敌对冲突。西方哲学中的这个千古难题，王浩是怎么回答的呢？他的结论是：“问题在于这种（柏拉图式的）乐观主义要把握适度，使之在实践中产生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效果”，在于“是否如孟子所说人性本善”。读完这篇稿子，他此前的多次谈话，在我心中豁然明朗。哥德尔和王浩好像是在信守西方传统的科学理性主义，向本世纪尼采、海德格尔以来的怀疑论、语言哲学作坚决的抗争。我来美后所受的哲学训练，已经受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很大影响。虽然我指理性传统为“groundless imperative”，其实是在向哥德尔和王浩的立场靠拢，为他们的主张辩护，但我是学伦理、政治哲学的，已经不象他们那样有把握，也失去他们那种乐观主义了。可惜的是，病魔正在逼近，时间正在逝去，我注定再也没有机会向王浩先生深入请教了。
王浩从波士顿回纽约以后，我们立刻通了电话。我谈了自己对发言稿的理解，他笑了，但未置可否。他告诉我，他在波士顿同他的哈佛旧交John Rawls共进午餐，称赞Rawls的理论“既避免了科学主义，也避免了神秘主义”，Rawls表示同意。王浩谈到我的论文与Rawls的关系时，Rawls说，他确实喜欢霍布斯，但对柏拉图，有些怀疑。王浩刚回来，癌症就复发了。这对他是意想不到的打击，医生也束手无策，他不得不重新开始作化疗。在这期间，我曾打电话到病房同他闲谈。一个疗程以后，似有转机，他又恢复了工作。我们相约，我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六）去纽约看他。
还是在他的办公室，他也还是那么平静、健谈。不过这次，我怕他累，不谈专业了。他签名赠我他八十年代发表的两本书（BeyondAnalytic Philosophy和Reflections on Kurt Gdel），还有几篇文章。午间，我们去校外一家法国餐馆吃午饭。他讲起自己当年在西南联大听朱自清先生讲课的情景，又谈到，John Rawls之所以能取得成就，跟他深深地扎根于西方思想文化传统有关。我说你呢？他认为自己去国近五十年，脱离了中国文化传统，又始终跟西方隔着一层。我又问，你是不是在说，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跟他的“identity”有关？他说恐怕是。饭后跟上次一样，我请求付款，他听都不要听。我送他回家，告别时他说，今天没作准备，我下次再来，他事先要准备一下，好好谈谈哲学。然而没有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王浩先生了。
那以后的两个多月，王浩的病情几经反复，换过一次医生，但终于没有用。我跟他通过几次电话，他仍然是那么和蔼、关切，但我感觉，他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五月七日（星期天），我打电话到他家里，想问候他，他夫人接电话，问明是我后说，她去看看王浩能不能接电话，我一听知道不好，刚要制止她，王浩已经来了，他用已经很虚弱的声音告诉我，最近感觉不好，是因为化疗、用药的反应，可能要有一段时间不能交谈。只谈了十分钟，我就请他休息，挂了电话。过了一个星期，五月十四日星期天早上，岱坚打电话告诉我，王浩去世了。我虽然已有预感，但绝没想到会这么快。我至今不知道，王浩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已不久人世的。《纽约时报》星期二（十六日）刊登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和董事会的致哀公告，星期三报道了王浩星期六去世的消息，并刊登一张照片，介绍了王浩一生取得的杰出成就和他对科学、哲学作出的重大贡献。
王浩是山东济南人，旅美近五十年，乡音不改。他为人纯洁朴实，言谈风趣，喜欢回顾故人旧事，对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的岁月，尤其念念不忘，他常谈起金岳霖、冯友兰、王宪钧等前辈师长的事迹，还保存着一九五七年春天北京大学马寅初校长聘请他任教授的亲笔信（当时他在英国牛津大学的任期未满，后因同年六月国内的政治风暴，未能回国应聘）。王浩从不谈论自己的成就和影响，对师长朋友，也不作无原则的恭维。他一九四六年赴美读博士，导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