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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的现代化 罗兹曼主编 21。00元
中国：传统与变革 费正清、赖肖尔 13。80元
中国政治 汤森 13。00元
儒家思想新论 杜维明 6。20元
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 墨子刻 8。60元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柯文 8。80元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张灏 7。50元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史华兹 8。00元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周锡瑞 12。90元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 格里德 11。50元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艾恺 11。90元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郭颖颐 5。60元
文化、权力与国家 杜赞奇 9。00元
走向21世纪：中国经济的现状、问题和前景 帕金斯 9。00元
德国思想家论中国 夏瑞春编 8。50元
以上各书，北京万圣书园可以邮购，办法见本期159页万圣书园邮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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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
《陈寅恪诗集》有一九六二年作《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不用杨枝伴乐天，幸余梅影晚余妍。文章岂入龚开录，身世翻同范蠡船。南国有情风处处，东风无恙月年年。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元（原作“元”，误）。”诗题中“二客”是陶铸和胡乔木，此点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有言及。更重要的证据是，诗题中的“因有所感”即指谈及的著作出版事。《事辑》引交代稿：“又谈起我的旧论文稿集起来重印事，我早已交给书局，迟迟还没有出版，因此我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他（胡乔木）笑着说：‘出版有期，盖棺尚远。’”诗中“文章岂入龚开（宋人，入元不仕，抱节终）录”、“名山金匮非吾事”便是由谈话内容引发的感慨。
辛华
中西文化竞争与反教政治运动
近代西潮入侵，不过在沿海小胜中国数次，中国士人的危机感却甚强，咸认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变局。始则认为是几百年未有之变局，继而危机感日深，年代亦复加长，不久乃大呼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提法且渐成时代共识，今人亦多视为成说而频频引用之。此中原因甚多，但最主要的一条，大约是中国士人逐渐认识到西人并不十分想亡中国，却立意要亡中国人的“天下。”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个“天下”，就是中国文化。用今日的话说，西方的目的主要不是在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而是要在文化上征服中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习惯。以中国的地大物博，这是最可行，也是最经济，即效益最高的取径。
晚清士人喊得最响的就是“亡国灭种”。这里的“种”，也不是生理上的“种”。盖中国人太多，实际上是灭不掉的。种也者，正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仍是今人爱说的“文化”。昔日中国士人讲文化，也颇类今天的西人，有大文化小文化或上层文化下层文化之分。用中国士人的话说，上层文化是“教”，下层文化是“俗”。古代中国人深知文化的敏感性，对待周边的异族，基本是“修其教不易其俗”（《礼记·王制》）。后来异族入主的朝代，对汉人又多反其道而行之，大致是“易其俗不修其教”。尚武的清人最典型，他们对可以当兵的汉人男子，必命其变发式，易服饰，以强调其为“中夏之主”的征服者地位。但对僧道、女子等与军事关系不大者，则任依其旧。在政治制度、纲常名教及学理上，更基本上采汉制。故既有“以夷变夏”，又有“以夏变夷”，妥协的余地尚在。这是后来汉人终能逐渐接受并认同于大清的根本原因。
西人则不然，一开始就表明中西之争最终是文化之争。故西人每战胜一次，都要强调其船坚炮利不过是文化优越的表征，以期通过军事战胜达到文化征服的目的。既然是文化之争，传教士就处于中西之争的最前线了。实际上，传教士也是文化征服事业最积极最坚决的斗士。盖真正的“资产阶级”只要能有利可图，有时尚可允许被侵略人民保持自己的文化。传教士以基督教的排他性为基准，眼光也更远大，在文化之争上恰最不能妥协，一定要全面的征服。正因为如此，中国士人所感知到的文化征服之威胁，也多是来自在中西文化竞争中最活跃的传教士。近代以还，反洋教或反基督教运动始终是中西之争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侵略性质的认识之逐步深入，反洋教的势头也日渐增强，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更发展成大规模的非基督教运动。
对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运动，大陆学人过去却甚少研究。不仅无专著，单篇论文也极少见。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工具书中，通常连词条也看不到。在许多中国近现代史的小题目已被一作再作的情形下，竟然出现网漏吞舟之鱼的现象，与这样的大题目失之交臂，实应引起吾人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反思。
四川人民出版社今年出版了杨天宏教授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详细检讨了二十年代反教运动的来龙去脉，不能不说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此书的主要内容是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但有四分之一强的篇幅是在讨论这一反教运动的渊源，特别是晚清反洋教运动及新文化运动与二十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关系，尤注意从文化层面探讨此一思想政治运动的发生、演变和影响。作者虽未明言，但暗含从文化上为二十年代反教运动这个文本（text）在近代中国这个大语境（context）中定位之意旨。故将全书名为《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另以副标题指明是反教运动研究，收放之际，有深意焉。
中国近现代史材料浩若烟海，立说者见仁见智，但有先入之见，通常都能求仁得仁。但是这样产生出来的作品，最大的问题即在于反对者若想找反证，一般也皆可求智得智。故若非在资料上先下大工夫，将相关材料尽量爬梳，立论常可能偏。只有研究时“论从史出”，写作时才可“以论带史”，所论始能不虚。杨君一书，取材广博胜过所有既存（主要是海外）之相关著作，又特别注意当时当事人的思想对话与交锋，大多让彼时之人在书中自我表述，较少以今人之心度昔人之腹，基本上达到了作者要再现一幅“运动的、立体的历史图画”的初衷。
正因为全书处处以材料说话，故所论者虽细，所见者实大。杨君所论集中在反教运动，但透过对此运动的再现，使人对一些相关的思想和政治运动就有了深一层的认识，从而对近代中国本身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且此书又不是简单的材料排比，全书有一条明确的主线，这一条主线，我们认为，就是民族主义。正如作者所言：民族主义能超越党派政治和特定的短时段（如二十年代），故不仅是非基督教运动中“一种贯彻始终的支配力量”，而且是近代中国“每一个中国人都深切关注的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主题。
关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海内外虽然迄今没有一本专著，但许多人的论述中都涉及此问题，海外学者所论尤多。不过，一般的论述都较空泛。最近，有的学人在海外所刊的论文中进一步注意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复杂多变的表现形式。杨君从中国民族主义的超越性入手，也检讨陈述了这一现象，异曲而同工。特别是对有些口头上公开表示可以不爱国的思想人物，杨君却能注意到其言论出自爱国之动机，其目的仍是救国，从而揭示了隐伏在“不爱国”言论背后的民族主义情绪。
而且，由于民族主义又是人人关注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