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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述而不作”这一知识—人生方式中，道德人格对主观主义的制约，还可以从一些大学者走过的心路历程来考察。从这一角度，我们发现，很多大学者越是学问做到成熟时，往往就愈显得“无言”，在论文中就越少主观情绪和个人偏好，材料愈加丰厚，思想愈加朴素，而终抵那种以“客观之眼”观察世界的境界。这就是“述多而作少”或“述而不作”。主观东西日益减少，客观本质就愈呈现得真实、深刻。老子谓“希言自然”也有这层含义。
其次，述而不作，尤其表明对创新、创造、开拓、超越、填补空白等——这些现代学人最喜欢的精神“词语”——的艰难不易的感知。鲁迅对那些整日高叫着“新、新新、新新新……”的急进主义作家就极为反感。德国作家波伏瓦在长篇小说《人都是要死的》之中，曾借作品主角福斯卡之眼考察了自十三世纪以来欧洲六百多年的历史进程，这其中包括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等重大事件。但在其中读者看到的总是那样一些人，他们怀着偏见和冲动，互相攻讦、冲杀和毁灭，到头来“世界还是原来那个样”，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坏，“太阳每天升起来，落下去……发生了几次战争，战争以后，是和平，和平以后，是战争。天天有人出生，天天有人死亡。”这可以说是对“作品”在社会历史层面上的表现的一个极好总结，虽然有些方面带有存在主义文学的悲剧宿命观，但它也确乎在深层能使我们看到“作”的艰难不易。至于“作”在学术和创作方面情形，“天下文章一大抄”，以及文坛主角们由“各领风骚数百年”到“各领风骚三两天”，都是最具现实意义的总结。
激进主义者急于变革，往往会走向“作而不述”极端，这是最坏的结果。有人称之为“不读书，而求甚解”。一方面，它使学术研究失去基础和背景，有人就指出美学界不少人，急于构造体系，而实质上连美学基本知识、功夫都缺乏，贫瘠的“学养”使这些理论体系常就是词语制造的空中楼阁，毫无学术价值。不仅国内，也不仅现代，罗素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精神废料大纲”，其中列举了众多著作。如果将我国现代学术研究也作这一角度的考察，那将是令人痛心和啼笑皆非的。另一方面，它加剧了“文人相轻”和学者之间“知识的不合作”。不注重、或根本不愿研究、解读同仁，一切以利己主义为标准，使学者争鸣、文化发展，就在这重重“门户”和“学阀”中断送。它使精神文明建设和精神市场培育异常艰难。宗白华曾说，他最佩服的是古印度学者的态度：即“绝对的服从真理，猛烈的牺牲成见”。古印度学者经常进行激烈的论辩和思想交锋，在未辩论之前，论辩者们就宣言：“若辩论败了，就自杀以报，或归依做弟子”。决不做强辞和遁词，或以其他方式保护自我。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现代以来的学术论争，实应愧对古人。而在述而不作中，就包含有“服从真理”的品质和精神，这是学者做人、做学问的“人性基础”或曰“文化良知”。在功利日益酷烈的现代学界，重提这句老话，确实很有时代意义。至少我们也应做到“先述而后作”。
当然，真正的“有识之士”不仅不诟詈“述而不作”，而且能在比较中认识其价值，成中英就指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这就表明他对历史根源性具有相当的自觉。他的创造是继承传统的创造，代表了更上一层楼的价值诠释，因而也表现了更高层次的人性自觉。这也是他后来能够发生巨大影响的原因所在”。（《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第341页，知识出版社·上海1991年版）。
历史本就是在“述”与“作”、传统与变革的冲突和斗争中行进的，历史的先锋角色也确需保守势力的制约，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述而不作与作而不述都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依据。看到这一点，我们对现代学界、现代人知识—生活领域的种种问题，或许会用一种平静的目光去看待。让有些人述而不作，让另一些人作而不述，让剩下的人们，在前两者之间寻找学术之路。这恐怕也应算作是一种精神健全的学人风度吧。
抒臆集
刘士林
高地上的守夜者
在一次中美作家聚会时，写过《一个推销员之死》的阿瑟·密勒痛心地说：“美国人正在挨饿”，因为“真正的文学作品现在太少”。这位山姆大叔无疑是清醒的，他在那块令人潮水般涌去淘金的物质乐土上并没有飘飘然陶醉，一语道破了导致这个时代不完整的深刻缺陷。
我想起了一段岁月。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民族所能承受的最苦难深重的岁月，和那些岁月中闪烁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灯火与神明。散文家阿·茨维塔耶娃在回忆和怀念自己的姐姐、大诗人玛·茨维塔耶娃一书《自杀的女诗人》中，以她那凝练朴素的文笔记录下了这段岁月——
那些岁月的莫斯科！半饱的人们，挤着，争着，涌着去听诗歌朗诵，听音乐会，听报告、学术辩论和演讲，——不可思议的俄罗斯人民！
这绝对不是幻景，而是一个灵魂附体的民族在人类历史上书写的一段大手笔，是人的精神生命的一次朝霞般现身。——我们有福看到了理想与信仰，文学和艺术，是怎样成为两翼曾使原罪的人类驶向天堂完成负重飞翔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促使我买下并细读《自杀的女诗人》一书是北京的《世界文学》杂志。一九九二年第一期的《世界文学》，发表了刘文飞先生翻译的《三诗人书简》，并同时配发了刘先生撰写的能同原作精神契合与对应的述评《心笺·情书·诗简》。我对这一期《世界文学》的感情是无以言表的。而内心受到的触动，就像海子与骆一禾之死一样，不亚于大地震或火山爆发。书简记录了旅居瑞士的奥地利大诗人里尔克、流亡法国的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及住在莫斯科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三人之间，在一九二六年的一段情感交流与精神历程。在这里，我不想复述信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不想让三位大诗人的神圣情感因我在表述过程之中的丧失和表述之后的变形而蒙羞。但我却无法忘记这一期的《世界文学》因《三诗人书简》而奉献给读者的形而上的风景——这人间深处的颜色。当我进入这片非人工的风景之后，便豁然明白了海子、茨维塔耶娃这些诗人艺术家，竟以赴难的方式选择了另一条生路。包括那独自在寂静的瓦尔登湖滨的丛林里生活了两年多时间的美国人梭罗，也难怪在海子不多的遗物中就有他写的这部《瓦尔登湖》。远离城市的湖水，开始在我的心海泛动起清澈的光芒。透过这些书简，我看到三位诗人的身体，比水干净；他／她们的灵魂，比雪清白。这片形而上的风景，使我获得了再生之感。当我重新打量眼前这些外表宏伟里面豪华的高楼大厦的时候，断定它们似是而非永远也不会成为我心中的家。这些东西，你可以称它漂亮，但不配说它美丽；你可以称它卫生，但不配说它干净；你可以称它文明，但不配说它本色；你可以称它气派，但不配说它神圣。这些人类外在进化的饰品，恰恰转移了人类对内部基质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需求的视线，从而造成物质爆炸与精神萎缩。这个时候，唯有诗人没有停留在语言上，而是以自己最后的行动，还原生命最初的颜色。
从歌尔德蒙到纳尔齐斯，伟大的作家赫尔曼·黑塞完成了肉体的人向精神的人回归的心路历程。也许，当我们经历了滚滚红尘之后，才能最终了悟：人类只有彻底超越了人的形而下属性——物性时，才能还原为人的形而上属性——神性，使自己抵达纯粹的精神高地，从而走到神的近处沐浴天堂的光辉。那时，我们将重新获得尊严和荣耀：众神会从我们目光的折射中感受到再生的人的在场。我们再也不是徒有其表而灵魂缺席的“空心人”。
外部盲目内心明亮的荷马在歌吟与流浪中获得了永生。他的琴声如滔滔不绝生生不息的江河海洋而成为招魂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