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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始尚姓已。。。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
尚诈。”
晋自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地望在习惯上已经成了商标，贴在右姓大族
的实际门第之上，其浮飘不实，有如旧中国地主官僚在大城市公馆门墙上标
以某姓生地者然，所不同的是，如琅琊王、新野庾等豪门，以小流亡政府的
封建地主资格，纷纷占地。豪族身分性的分类，多炫姓氏，“侨姓”、“吴
姓”、“郡姓”、“虏姓”，其区别是严格的。甚至适应这个现实，东晋王
朝，出现了名实相离的侨立州郡，凡幽冀青并雍凉兗豫之名，错寄南朝（见
晋书地理志）。所谓九品中正的举士法制，即建立于游离的名族著姓之这一
历史实际上。傅嘏卫瓘刘裕范宁反对九品中正和游辞浮说，同时主张安土之
实，土断人户，就是这个道理。卫瓘说：
“魏氏承颠复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
之制。。。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争多少于锥刀
之末。。。宜皆荡除末法，。。以土断定。”
刘毅说九品中正有八条损政，其重要的言论如下：
“高下任意，荣辱在手。。。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用心
百态，求者万端。。。
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
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
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是
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人伦交争而部党兴，刑狱滋生而祸根结。。。
今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徙异邦，或取给殊方。。。既无乡老
纪行之誉，又非朝廷考绩之课，遂使进官之人，弃近求远，背本逐末。。。
今九品所疏则削其长，所亲则饰其短。”（晋书卷四五）
据此，可以论究“名流”或“名胜”的阶级。当时土地的兼并，比汉更
凶的所在，是附加了军事的强占，其得其失，不是依于经济的买卖，而是靠
特权的掠夺。范宁所谓“人姓无涯，奢俭由势。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赡，非
力不足以厚身，非禄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无节。”以力厚身者，
如祖约本幽州冠族，占夺乡里先人田地，以禄富家者，如周伯仁母说“吾本
谓渡江托足无所，尔家有相，尔等并罗列吾前，复何忧！”晋人好蒲博，也
是“取给殊方”的财产占有的活动，如刘尹谓桓温必能克蜀，原因是“观其
蒲博，不必得则不为。”（见世说新语）魏晋六朝所以形成奢华之风俗，正
由于财产的占有更依靠特权的方便了。在得失方便的经济之上（取给殊方），
产生了高下任意的人品选拔，复以著姓豪族的爱憎品价，产生了依方辩对的
巧辞胜理。著者大胆地说，晋代的思想在于一个“名”字，这“名”字在阶
级集团而言，是离了地望的名门，而反映于思想则是遗了事实的“名胜”。
故“名胜”二字，是魏晋以来封建等级的理论抽象，一登“名胜”，身价百
倍。什么叫做“名胜”呢？“名”即古代名辩之名，在本书第一卷已讲过名
辩学派，此处不再重复；“胜”即名理胜负之胜，魏晋人称至理为胜理或第
一理。故“名胜”也者，是名流（有第一流、第二流、第三流之分别）的各
级身分，从清谈诘辩，辞喻取胜，以显示身分高人一等。例如世说新语中说：
“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
支道林辩圣人之逍遥，当时‘名胜’，咸味其音旨。
郄超与傅瑗周旋，瑗见其二子，。。谓瑗曰：‘小者才名皆胜。’
王领军（洽）与法汰周旋行，来往‘名胜’许，辄与俱。”
“名胜”从正始中的人物为代表，兹举二例如下：
“何晏闻王弼‘名’，因条问‘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
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
皆一坐所不及。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
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世说新
语文学）
名胜有时亦称“名通”或“名达”，例如：
“殷中军（浩）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
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
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按这里名通讲的道理，是以天灭
人的还元诡辩。）”（同上）
“人有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殷
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
污。’时人以为‘名通’。（按这里名通讲的道理，是定义法的诡辩。）”
（同上）
“孙兴公许玄度，。。共商略先往‘名达’。”（世说新语赏誉）
老、庄、周易三玄，是玄学的主题，这在题目内容方面而言，确无问题，
向秀传所谓“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但在论理上而言，魏晋清
谈又是“名辩”的复古，这就须研究清楚了。此所谓复古，并无诸子复兴的
性质，不过由汉儒复古于春秋者，而变为“名胜”“名通”复古于战国的神
秘唯心主义与诡辩唯心主义之混合罢了。原来老庄与名辩，在战国，是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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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南北朝，烦琐主义的复古流变，形式上也很顺当地产生了第二次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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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一在章句，一在概念，然而其变化递嬗的历史，却不同于古代，而是有
封建制社会变动的具体情况为其背景的。
上面我们说过，魏晋玄学主要在于一“名”字，所以然者，应从浮离游
闲的名族豪门的阶级性方面来找寻秘密。不要说王谢裴庾之家的人物，即何
晏王弼山涛诸名流代表，那一个不是出身皇亲豪门呢？至若王戎和峤下及石
崇王恺，那一个不是在富贵生活中善言浮华呢？老庄尚无为，诡辩尚无不为，
二者结合成了中世纪名胜的教条，由人性还元于自然，即“天地四时尚有消
息，而况人乎”，山涛从此教训嵇绍，就可不至“以人灭天”，就可以在杀
了他的父亲的晋朝做官，在大自然中（没有社会法则）无为而无不为。其实，
绍父嵇康在他的有名的声无哀乐论所用的名理，被过江的王大将军（敦）推
崇为“三理”之一，其中这样说，“夫殊方异俗，歌笑不同，使错而用之，
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哀乐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
斯非声音之无常哉？”可见人们在无常的社会制度中（等于自然法则），可
以无不为而无为。康绍父子都是名通理胜的名士，在老庄与名辩的综合复古
之下，就有这样难受实践检证的“名”之牺牲者。有闲之士的烦琐概念的游
戏，比埋葬于训诂六经章句的考据优游，更为遗失个性，那里有文艺复兴的
历史呢？这样的“名胜”，对于腐败的皇帝政权是最有利益的。嵇康之杀夺
与嵇绍之生予，同于天地四时的消息，均于歌哭哀乐的情绪，这样就对于非
法之法的皇权说来，是头头是道的。在不断的“禅代”无常交替之时，魏晋
南北朝的“名”正“言”顺只靠辞句之铺张典丽，上至曹操以来的九锡文，
下至贵族的交游，都在于名言浮辞。司马昭之让九锡表，正是竹林七贤阮籍
“辞甚清壮”的名文。宋叶适所谓“奸邪者济其欲”，便是因为“名”之方
便附丽，可以歪曲现实。
魏晋以来的名士是把清谈老庄与善言名理，二者兼综的。钟会、裴頠、
卫玠、王敦、谢玄，史皆称为“名理”能手，究实言之，“名理”正是此时
代的思想灵魂，世仅知三玄之于魏晋为中心思想，而不知名辩更为其中心思
想的指示器。何晏“能清言”，“好辩而无诚”，王弼“通辩能言”，“辞
才逸辩”，向秀“最有清辞遒旨”，阮裕“甚精论难”，郭象“言类悬河”，
支道林以“支理”名家，殷浩“能言理”，这样看来，善辩与精练名理，实
相同训。正因如此，当时，惠施、公孙龙、墨辩才成为名胜的宝筏，例如：
“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裕）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
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
可得。’”（世说新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