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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其他组织。
对于这种非凡的文化和社会活动与丰硕成果很可能没有真正的解释。但是在此我想提出一种尝试性假定。也许这种奥地利文化的丰硕成果与我的题目，也就是说与文化冲突有关。古奥地利是欧洲的倒影：它包括几乎数不清的语言和文化的少数民族。这些觉得在乡下很难度日的人中有许多人来到维也纳，在这里他们大都必须尽可能学好德语。许多人在一种伟大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下来到这里，有一些人能够对它做出新的贡献。我们知道，海顿和莫扎特不仅受到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作曲家的影响，而且受到匈牙利民间音乐甚至土耳其音乐的影响。海顿和莫扎特是新来到维也纳的，贝多芬、勃拉姆斯［Brahms」、布鲁克纳［Bruckner］和马勒［Mahler］也是从别处来到维也纳。这些音乐家的天才仍然未得到解释。是贝多芬承认“舒伯特的天才的火花”，他很可能是出生于维也纳的最伟大的天才。
考虑一下维也纳音乐，甚至会使我们在从海顿到布鲁克纳的维也纳和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之间进行比较。情况也许比我们最初认为的更相似。似乎由于它们实际上位于东西方之间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们都因文化冲突而得到极大的丰富。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在德国，人们常常认为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哲学，连同他的历史哲学，是陈旧的，已被黑格尔及其追随者所取代。这很可能是由于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卓越的理智和道德境界；因为他的伟大成就本身是他的稍逊一筹的继承人的肉中刺，以致费希特［Fichte］后来还有黑格尔使世人相信，康德不过是他们的先驱者之一，试图以此解决这个令他们沮丧的问题。但是康德并不是他们的先驱。相反，他是整个浪漫主义运动尤其是费希特的坚定的对手：康德实际上是那场遭到许多人漫骂的运动即启蒙运动的最后一名伟大的倡导者。在一篇题为“什么是启蒙运动？”［What is Enlightenment？」（1785年）的重要文章中，康德写道：
启蒙运动使人类从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在这种状态下人不依赖外在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这样一种我称之为“自我强加的”「或“该受谴责的”〕受监护的状态不是由于缺乏理智，而是由于缺乏不借助于领导的帮助就没有勇气和决心来使用自己的理智。Sapere aude「敢于显示智慧］！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摘自康德文章的这段文字解释了在他看来什么是启蒙运动的中心观念。它就是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观念。
对康德来说，这种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Self…liberation orself…emaneipation］的观念一直是他毕生的任务及向导；尽管他相信这种观念对于每个具有必要理智的人可以是一种鼓励，康德却没有犯这样的错误，即提出我们应当把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或任何其他主要是理智上的训练，当作人类生活的全部意义或目的。的确，康德不需要浪漫主义者的帮助来批评纯粹理性，也不需要他们的暗示来认识到人不是纯粹理性的；他知道，单纯理性知识既不是人类生活中的最佳事物，也不是最崇高的事物。他是多元论者，相信人类经验的多样性和人类目标的多样性；作为多元论者，他信奉开放的社会——多元的社会，它会实践他的准则：“敢于自由，尊重他人的自由和自主权；因为人的尊严在于他的自由，在于尊重他人的自主的和负责任的信仰，尤其在这些信仰与他自己的信仰迥然不同的情况下。”然而，尽管他主张多元论，他却把理智的自我教育或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当作从哲学观点来看必不可少的任务；要求每个人在此时此地立即行动并永远行动的任务。因为只有通过知识的增长，心灵才能从它的精神束缚即偏见、偶像和可避免的错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自我教育的任务尽管没有完全体现生活的意义，他却认为能为它做出决定性贡献。
“生活的意义”和“历史的意义”两个短语的相似是值得考察的，但是我首先将考察“生活的意义”这个短语中“意义”一词的多义性。这个词语有时在更深邃、更隐蔽的意义上使用——有些像警句诗的，或诗歌的，或歌德［Goethe］的《浮士德》［Faust］中的Chorus Mysticus［神秘的合唱］的隐蔽意义。但是一些诗人或许也有一些哲学家的智慧教导我们，“生活的意义”这个短语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理解；生活的意义与其说是隐蔽的、或许可发现的事物，不如说是我们自己可以赋予我们生活的事物。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工作，通过我们的主动行为，通过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通过我们对朋友、同胞和对世界采取的态度，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当然，我们会觉得我们能以这种方式赋予生活以意义是一个重要发现。）
这样，对生活意义的探索变成了一个伦理学的问题——“为使我的生活有意义，我可以给自己提出哪些任务？”的问题。或者如康德所说：“我应该做什么？”在康德的自由和自主性的思想和只受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彼此尊重自由的观念限制的多元论的观念中提供了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这些观念像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观念一样，可以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
我们可以用相似的方式理解“历史的意义”这个短语。对于这一点，人们也常常在构成世界历史进程的基础的神秘或隐蔽意义的意义上，或者也许在历史所固有的隐蔽的方向或进化趋势的意义上，或者在世界力求达到的目标的意义上加以解释。然而我相信，对隐蔽的“历史的意义”的探索遭到误解，如对生活的隐蔽意义的探索遭到误解一样：我们可以把给予历史一种意义，而不是探求历史的隐蔽意义，当作我们的任务。我们可以试图给予政治史一个目标——因此给予我们自己一个目标。我们不是去寻求政治史中更深邃的、隐蔽的意义，而是可以询问自己，什么会是政治史的有价值和高尚的目标：既可行又益于人类的目标。
因此，我的第一个命题是，我们应当拒绝在其中隐藏的事物的意义上，或者在隐蔽于神圣的历史悲剧中的道德教训的意义上，或者在某些历史的进化趋势或规律的意义上，或者在也许被某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或者哲学家或者宗教领袖发现的某种其他意义的意义上，谈论历史的意义。
因而我的第一个命题是否定的。我坚持认为在历史中没有隐蔽的意义，相信自己发现了一种隐蔽意义的那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自欺（和欺人）。
然而，我的第二个命题是非常肯定的。我相信我们自己可以试图给予政治史一种意义——更确切地说许多意义，适宜于人的、与人相称的意义。
但是我走得比那还要远。因为我的第三个命题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了解到，给予历史以伦理学的意义，或者称我们自己为谨慎的伦理学改革者的尝试未必是徒劳的。相反，如果我们低估伦理学目标的历史力量，我们永远也不会理解历史。毫无疑问，它们常常导致最初构想它们的那些人未曾预见到的可怕的结果。然而在某些方面，我们比先前的任何一代都更接近了美国革命或康德所代表的启蒙运动的目标和理想。尤其是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观念、多元的或开放的社会的观念、通过建立持久和平结束可怕的战争历史的观念，尽管也许仍是遥远的理想，却已成为几乎我们所有人的目标和希望。
我说我们更接近了这些目标，当然不是在冒昧地预言我们很快或总会达到这些目标。无疑我们可能失败。但是我认为，至少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伊曼纽尔·康德、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边沁［Bentham〕、穆勒父子［the Mills］和斯宾塞「Spencer」，在德国是贝尔塔·冯·祖特内尔＇Berta von Suttner＇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弗尔斯特「Friedrich Wilhelm Forster］为之战斗的和平的观念，现在被所有文明国家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公开承认为国际政治的目标。这超过了为和平观念而战斗的那些伟大战士的期待，而且超过了甚至二十五年前我们所能有的期待。
无可否认，这个伟大的成功只是非常局部的成功，与其说是伊拉斯谟或康德的观念，不如说是对核战争会毁灭人类的认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