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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程度，于是“常识”便可能因为类似程度足够低而成为“错识”。以上推理的正确性，不依赖于它所推断的常识所依赖的情境。换句话说，以上推理是“先验”（独立于任何经验）地正确的。先验地正确，当然就是“真理”——首先它是“理”而不是“事”，其次它是“真”的。
真理的反面是假的理。例如，若“常识可错”是真理，则“常识恒真”就是假理。常识的“真”与真理的“真”不同。理的真，是指独立于经验世界的真，故而是抽象世界里的真。抽象的世界，可以是逻辑的，但可以不是逻辑的，因为逻辑只是抽象世界的许多表达方式之一。不论如何，逻辑的真，是一种抽象的真，故而是独立于经验世界的真。例如，“A不是A”是逻辑地不真的。虽然，A若被视为经验世界里某一事物（例如“这是一片云”）的指称，则A不是A几乎就是符合常识地真确的。以我们的“时空”常识而言，这一片云总在改变着，说它不是同一片云，如同说我们不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流，总是可以理解的。
常识于是可以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表达，例如：（1）“这一片云不是它自己，它变成了另一片云。”或者（2）“这一片云变幻莫测，但仍是它自己。”或者（3）“当这一片云不会与另一片云交融时，虽然变幻莫测却仍保持是它自己。”或者（4）“由于构成一片云的气体很难与构成另一片云的气体加以区分，所以任何一片云都不能保持是它自己。”或者（5）“如果你在这一片云之外观察它，那么它可以保持是它自己。”或者（6）……注意，每一表达，隐蔽地或明显地，包含了一些假设。事实上，表达离不开假设。
同一常识的诸多不同的表达，或许有些是真理，有些一定不是真理。否则，“常识可错”是真理吗？此处“常识可错”有两种可能的理解。其一，常识的表达有错误，不是常识本身的错误。其二，常识本身是可错的。对于这两种可能的理解的考察又导出两大问题：（1）常识的真或假是否依赖于它的表达？（2）什么是“表达”？
让我转述怀特海的看法，我们人类的思维方式的特征是：在任何“理解”能够发生之前，先要有“表达”。在任何“表达”能够发生之前，先要有“被感受到的重要性”。生命需要维持，因为——究竟这“因为”的根据何在，需要另文探讨。维持自己的生命被认为是生命的本能，也被称为“复制”能力。生命的另一本能是探索可用的资源，也被称为“创新”能力。更常见的生命形态，不像我们人类，它们尚处于无意识的演化阶段，此时，它们的创新能力被称为“变异”。复制与变异，是导致了生命演化的基本要素。
另一方面，生命通常是在资源稀缺的情境内求生存和发展的，所以有了“竞争”——关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很难判断，究竟是复制与变异使不稀缺的资源变为稀缺还是资源稀缺引发了复制与变异。
不论如何，（1）生存竞争，（2）遗传与变异，这两要素构成的演化过程，被认为是对地球生命史的一种概括——任何概括都是对经验世界的表达，故而是可错的。
因为资源稀缺，所以生命的行为，在生存竞争与遗传变异的选择力量的作用下，总是倾向于节约资源。所谓“感受”，是生命的感受，包括对它所处的情境的感受和对它自身的感受，以及超越情境与自身的感受。所谓“被感受到的重要性”，怀特海试图用“表达的冲动”来界定。也就是说，生命的诸多感受当中具有“重要性”的，一定会激发生命要表达这些感受的冲动。行文至此，我想起贺麟先生曾回忆怀特海“在哈佛的哲学演讲是以‘听了不懂’知名的”，又想起我引述的这一看法，出自怀特海晚年一系列演讲的合集《思维方式》，它被认为是怀特海作品当中最难懂的作品。
我赞成怀特海的看法，我们的感受，重要的，就诱致我们表达这些感受的冲动。这种冲动必须足够强烈，以致我们能够对抗“节约资源”的行为习惯，将一部分稀缺资源配置到寻求表达的努力当中。只要感受是足够重要的，我们就会不断努力要找到它的合适的表达。语言，其实是人类这一努力的结果，它最初或许只不过是一声悠远的猿啸。
一旦被表达出来，个体生命的感受，具有重要性的，就可能以语言（或言语）为载体而流传下来，成为其他个体生命的“间接感受”。一切感受都在特定情境内发生并被表达出来，并因获得了表达而超越特定情境，流传到其他情境，成为其他情境内的感受的可能参照或“类似”感受。这样的类似感受不断增加，最终可以导致“概念”的发生。
我发了这一番感慨，目的是要指出，常识固然不是概念，却提供了概念发生的历史。常识可错意味着概念是可错的，即任一概念被运用于任何特定情境时，必须是可错的。这一可错的可能性蕴涵于概念表达所涉及的各种假设之内。这些假设，等待着新的经验的否证。
这样，我大致刻画了我所理解的“演化知识论”。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一） 常识与判断
与此相关的题目，我写过三篇（《偏激》、《健全的理性》和《以幽默克服偏激》）发表在同一份刊物上。现在旧话重提，是有感于最近观察到我周围的一些人和一些行为的偏激的状况，似乎不能以“缺乏幽默感”来解释。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也无可非议地要考虑一己的利益。所谓“偏激”，可以指那些过分激烈地反对人们从私利出发来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也可以指那些过分自私地维护个人利益的态度。所谓“群己权界”，最常涉及的是利益关系。中国文化传统就实质而言是“无神的”，故与其他民族可能发生的宗教偏激相比，日常生活中的偏激态度是我们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最常见的病态。
幽默感和逻辑思维，如我在前述文章里论证的，是克服偏激的一般方法。对于克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偏激态度，我觉得还需要提出一项特殊方法，那就是“常识”与“判断”，或者，借用我在前述文章里用过的术语，“基于常识的判断”。
这种普遍而常见的偏激，竟因“缺乏”常识而发生吗？例如，王小波借用他姥姥的怀疑加以讽刺的“亩产万斤”的偏激，以及“文化革命”期间发生的无数的大规模偏激行为。常识——阿伦特曾论证，它的原意应回溯至拉丁文“社区感觉”（sensusmune）。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除了具有五种私人感觉之外，还应当具备一种叫做“社会感”的私人感觉。这是一种必须通过“置换想象”才可以发生的感觉，或者，借用斯密的概念，就是“无偏并且充分知情的同情”。斯密写作《道德情操论》，试图把每一个人的行为的“合宜性”当做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由此，才可能正确理解他在《国富论》里试图表达的思想。
斯密和阿伦特的写作，都不偏离常识。对于斯密，他生活在一个没有偏离常识的时代，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尚未被学术分工异化到偏离常识和无视现实世界的程度。对于阿伦特，她是纳粹虐犹政策的受害者，她承受了对老师的爱和对老师与纳粹暧昧关系的怨恨，她是那个偏离常识的疯狂时代的审判者。
我记得是在拉里·金主持的节目里，一位黑人母亲，把满满一包美元——是偶然拾到的，交给警察局，后者找到了失主。她这样回答拉里的问题，“Itistherightthingtodo”——可以翻译为“只有那样做才正确”，这口语所表达的，是对一种被当做“天经地义”的事情简单地再次认可的判断。这就是“常识”，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或者应当从母亲和姥姥那里耳濡目染日积月累而生成并且毕生不会被忘记的。然而，我们知道，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在我们周围，未必，甚至远不是能够得到普遍的再次认可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如此普遍地忘记了常识，那么，再次发生偏激的大规模的运动，就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了。
其次，现代社会的大规模偏激，与大众媒体的行为模式密切相关。所谓“现代”，原本含有对“传统”保持反思与批判姿态的意思，但与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结合，又演变为一种生活态度，那就是“消费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