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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例如，他们假设原始人口的100％都是自私的——相当于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大家都要抓住第一机会背叛合作。然后，只假设1％的基因突变概率——相当于母代人口的1％养育出了“不完全自私”的子代。这些不完全自私的人，又分做两类：（1）单纯合作者，他们不论遇到合作者还是遇到背叛合作者，都选择合作策略；（2）强对等主义者，这也是作者们在过去几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详加论证的主题，所谓“对等”，英文是“reciprocity”，常译做“互惠”，于是遮蔽了这一语词所包含的惩罚背叛者的意思。这里译做“对等”，试图去蔽。强对等主义行为的定义是：以降低自己的适存度为代价惩罚一切背叛合作者的行为，不论那背叛是针对自己的还是针对他人的。故而，这一类行为也称为“利他惩罚”。
仿真结果：经过五百代遗传之后，初始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是单纯合作者，三分之一是强对等主义者，三分之一是自私的人。在以后的两千五百代遗传过程中，这一行为结构大致维持不变，故而，可以认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层心理结构，是三张面孔构成的：我们有三分之一的自私的冲动，有三分之一的单纯合作的天真，还有三分之一的强对等主义的正义感。
谨以此文纪念一位多年前在中关村大街上下班高峰时因拦截一辆在自行车道内逆行的小汽车而被汽车司机打死的《科技日报》记者。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一） 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
在每一学科之内，包括经济学，就学术而言，我们关注的问题可以有三类。按照通常的认知顺序，首先是“现实问题”——技术性的和根本性的，其次是“历史问题”——在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思想史传统之内的和不在这些传统内而在其他学科的传统之内的，最后是“方法问题”——先验的和经验的。
我们关注的问题越是具有根本性质，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探索就越少受到学科分界的制约。所以，跨学科教育的基本形式，我们称之为“问题导向的教育”。与它对立的，是“教科书导向的教育”，也被称为“应试教育”。相比之下，所谓“素质教育”，显得太模糊以致难以实施。
最根本的问题，无非还是“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在西方表达为关于“灵魂”与“自由”的问题）。前者，是一个延续了数百年至数千年的古老问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后者，与前者密切相关，却是一个现代问题，在以往的一百多年里纠缠着中国社会，要求解答，如幽灵一般，挥之不去。
我们举办“人文与社会”跨学科讲座的目的，首先是希望引起经济学家们和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们对上列两大根本问题的关注。因为，我们不希望“艺术的人生”逐渐被“技术的人生”取代，我们也不希望培养一批又一批“没有灵魂的专家”，我们当然更不希望未名湖畔不再有北大传统。
这一讲座将由八位经济学专业之外具有跨学科研究倾向且关注根本问题的学者的演说构成，依照我们对根本问题及相关知识结构的理解，安排为一个跨越了学科分野的演说的系列。例如，长期而言，我们希望了解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精神状况之异同，更进一步，我们希望了解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心理结构之异同，再进一步，我们希望了解近代以来西方人和中国人的基本伦理观念和基本政治观念之异同，由此延伸，我们希望了解近代以来中国意识及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宪政的、财政的和政治社会学的，最后，我们希望了解人类或一般生命社会演化的研究方法。
我们真诚欢迎每一位学生和学者参与我们的讲座并与讲演人对话。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一） 关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概言之，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后期，可视为引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阶段。此前的三十年则可视为预设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正确性并据此批判其他经济学派的阶段。自90年代后期至今，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复杂性而发生的是经济学教育的两极化。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确立了主导地位，而它所关心的问题却因受到（1）西方19世纪中期以来大学分科制度诱致的内卷式学术发展的影响，（2）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古典经济学技术化倾向的影响，（3）2003年以来国内教育和科研管理体制因迅速官僚化而极大地扩展了的量化评价体系的影响，趋于形式化、数据化和琐碎化，以致逐渐丧失了对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的学术兴趣。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受到来自（1）诸如北欧学派、奥地利学派和“后凯恩斯综合”学派等其他经济学流派的，（2）马克思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的，（3）经济学之外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法律学、政治学、哲学和史学等学科的，（4）在以往经济体制变革和经济发展中沦为“弱势群体”的，（5）政府官员的，以及来自其他不满意经济学家在政策制订中的平庸表现的社会群体的广泛批评。
2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转型期，根据文化的理由可追溯至明清之际（根据文明演进的“内因”说）或“鸦片战争”（根据文明演进的“外因”说），也可根据政治的理由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50年代、70年代乃至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已经呈现的特征是：（1）文化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转型同时发生；（2）既有全局性的制度实验又有局部性的制度实验；（3）经济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存，政治的启蒙与批判启蒙并存，文化的西方化与本土化并存。
3以往三十年的社会转型、以往六十年的社会转型乃至一百多年以来的社会转型，留给当代中国的基本后果之一，是所谓“教育的失败”——两代人或三代人教育的失败。所谓“失败”，只是相对于稳态社会的教育的“不失败”而言才有意义。对稳态社会而言，尤其是面向21世纪的教育，它的主要职能是：（1）核心价值观的灌输；（2）生活技能的传授；（3）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
4有鉴于此，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应当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问题。基于上列诸项考虑，我们的经济学教育，在第3项所列教育的三项基本职能的指引下，至少应提供下列诸种知识：（1）道德哲学（伦理学）；（2）可应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之复杂局面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学）；（3）基于批判性思考的“公共政策基础”诸理论；（4）面向中国社会的关于现实问题及数据问题的经济学方法论；（5）借助于中国社会实践从而“上升到具体”的“一般”经济学。
5在各种教育和研究机构并存且相互竞争的情况下，任一教育机构的教育方针之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机构的学术传统相对于该教育方针而言是否具有竞争优势。CCER的竞争优势，可概括为“政策基础”（policyfoundations），相应地，这里的经济学教育也应充分顾及这一比较优势，可称之为“关注公共政策的经济学教育”。
6最适切于CCER学术传统的，是沿袭了苏格兰启蒙思想传统和斯密政治经济学传统的经济学与社会哲学，及其当代发展。即使考虑到大学管理和评价体系的导向，我们在这一方向上可能取得的学术进展，很大程度上也可说是“填补空白”，例如：（1）关于斯密法学笔记A和B的研究，（2）关于哈耶克“知识分工”和“元心理学”思想的研究，（3）关于以“罗尔斯—诺齐克”正义论辩为理论背景的海撒尼（JohnHarsanyi）“规则功利主义”与中国改革评价问题的研究。
7以下诸项，是针对目前CCER的经济学教育状况而提出的改善建议：
7。1增设“道德哲学”课程，9—12学分，讲授下列内容：
7。1。1斯密道德哲学讲座之道德哲学部分：自然法传统内的政府原理及产权理论，自然秩序原理，劳动分工原理。
7。1。2休谟经验主义及经验批判学说，詹姆士和杜威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及开放的经验主义，波普的演化知识论与开放社会科学，当代的脑与知识论研究。
7。1。3由李泽厚概括为“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的中国思维方式及关于“正义”与“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