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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的阶段进入到或许永远无法进入的创新驱动的阶段，第一种思路就越呈现出严重的盲目性，从而第二种思路就越发挥着对改革政策加以反省和批评的功能。
董辅礽先生在诸如效率与公平问题、发展与环境问题以及发展与人口问题等研究课题上的努力，平行于他为“温州模式”、“股票市场”以及市场经济的其他形态辩护的努力，构成了他对中国改革的政策基础研究的贡献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同时，这两方面的努力更加说明：中国改革的实质是经济发展问题。而经济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中国文化与思想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
所谓“文化传统”，首先是指经过漫长的生物群体的和人类社会的演化而积淀在行为主体的心理深层的认知方式与价值诉求，其次是指对行为主体影响最大的当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交往所塑造的认知方式与价值诉求，最后是指作为经济生活的集中表现的当下的政治结构所塑造的认知方式与价值诉求。
所谓“思想传统”，不同于“历史”，它是指每一个人对已经实现了的历史的反省和对几乎无穷多的可能历史的建构。当然，人们所处的不同文化传统，通过不同的认知方式与价值诉求的限制，对人们可能有的思想传统做出了限制。
改革之艰难，首先，在于改革难以获得既有政治文化内的道德合法性。其次，甚至更关键地在于，改革者受到他们所处的文化与思想传统的限制从而难以找到推进深层改革的途径。最后，悲剧性地，由于社会演化的路径依赖性，改革几乎注定要失败。
能够使改革免于失败命运的深层理由，被称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这一转化的终点，我们可以想象一群“新文化”的承载者，他们对那些因抓住机遇而获得数万倍于自己工资的幸运者较少嫉妒，也不会被自己获得的财富异化了性情从而招致嫉妒，他们不喜欢竞争但有竞争能力，他们不再满足于永远站在西美尔所说的金钱架设的“桥”上而是要从这桥走向更高的境界，他们参与政治却不会滋生出无穷的权力欲望，他们寻求个性化的生活但顾及社会和谐，他们有家庭而不为家庭所累，他们养育子女而且努力融入生态环境。当我们提倡“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的，就是这样一群人的发展观。
舍此，中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谨以此文，纪念逝于异乡的董辅礽先生。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一） 道不远人——评林毅夫《论经…
久违了，如此清新而平易的经济学方法论！多年以来，学院派经济学家熟悉的方法论语言，统统是西方社会的，从属于那里发生的历史和思想传统，为了解决那里的问题而发生的流变与论争，以及如此而来的问题意识和基于问题意识的对理论模型的阐释。中国社会科学传统的重建，需要在阅读西方理论、以西方语言阐释西方理论、以本土语言阐释西方理论、本土理论与西方理论的对话这样四个环节上同时努力，才可能实现。毅夫与学生们的对话，收录在这里，对我而言，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学家以本土语言阐释的西方理论和以本土理论与西方理论对话的努力，已经比20世纪末有了更可赞美的进展。
以上所说的那篇“对话”，大约占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另一篇重要的文字，在这本书的结尾处，即2002年发表于《经济研究》的论文《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2005年刊登于著名的英文刊物Kyklos）。关于“自生能力”概念，我曾在以前对毅夫及其合作者的另一著作的评论中，做了较深入的分析。故而，这篇评论的重点，如它的标题所示，是经济学方法论，而且是中国经济学的方法论。
人类的知识，根据罗素的论证，不外乎三种来源：其一为直接经验（directexperience）所得，累积而成“个人知识传统”；其二为间接经验（indirectexperience）所得，累积而成“社会知识传统”；其三为内省经验（inspectedexperience）所得，累积而成“形而上学传统”。罗素此一分类法，略显肤浅，却不妨当做知识理论的起点。这里出现了三个可能的起点，其中，直接经验是最直接的起点。在中国语境里，它被表述为每一位中国人的直接体验。
每一位中国人，只要活着，就有直接体验。注意，罗素原文为“经验”，不包含汉语“体验”所意味的悟性。基于生活经验，每一位中国人都可以进行许茨（A。Schutz）所谓的“二次建构”，即从经验上升为知识的建构，从而形成个人知识传统。知识不同于经验，因为它是一套概念，用来把经验归纳分类，如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后者被装入前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概念与概念之间是否具有逻辑自洽性，尽管这是任何理论得以被人们接受的前提之一。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各种经验之间是否相互冲突，尽管这是任何理论得以拓展其解释力的前提之一。问题的关键，就我的阅读而言，叔本华最早意识到这一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的各种经验（内容）如何恰到好处地被归纳到我们的各种概念（形式）当中。这就是所谓“判断力”问题，在康德那里，它是所谓“第三批判”的主题。我的理解是，对叔本华而言，它应当是“第一批判”的主题。
也是在判断力问题上，汉语所谓“体验”与英文所谓“经验”，二者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在中国思想传统里，身体，是作为经验与领悟的载体而发挥其中介作用的。这一观念，在西方思想传统里，需等到梅洛…庞蒂发表《知觉现象学》之后，才确立其合法地位。由体验而领悟，汉语谓之“体悟”。天与人，知与行，理与心，在中国思想传统里，原本就是合一的，原本就不是截然两分的。唯其如此，体悟与感通才是可能的。
经济学是西学之一种，其方法论与问题意识当然也就始终沉浸在西方思想传统里，不自知，亦不能自拔。一旦我们需要运用西方的经济学原理于中国社会实践时，就遭遇了原本沉浸在东方思想传统里的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难免产生冲突。这一思想冲突的经济学表现，就是我们阅读西方学术期刊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的论文时常有的“隔靴搔痒”之感。从这一个“隔”字，也就产生了中国社会科学传统重建的学术冲动。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一） 道不远人——评林毅夫《论经…
毅夫概括的经济学方法，他以“四能力与一心态”要之，罗列在这本文集的67页：（1）行为主体。经济学能力的第一项训练是对任一有待解释的经济现象迅速辨识其行为主体，即回答“谁做决策？”这一问题。（2）约束条件。经济学能力的第二项训练是对任一有待解释的主体行为，迅速辨识出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及各类方案的机会成本，即回答“成本几何？”这一问题。（3）理论模型。经济学能力的第三项训练是就已经辨识的行为主体及约束条件建构一套逻辑关系，例如，对行为主体而言最重要的目标——长远的和眼下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功利的和道德的。困难之处在于，人类的每一行为，通常可以有多重目标。不仅一石二鸟，而且一石多鸟。因此，如贝克尔反复指出的，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在每一特定场合，指出人们行为的最主要的目标——回答“哪些变量进入效用函数？”以及“这些变量怎样集结为效用函数？”这类问题。又例如，对行为主体而言最重要的约束条件——长远的和眼下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功利的和道德的。困难之处在于，人类的每一行为，通常受到多层次的条件的约束——包括深层心理学家探究的“无意识世界”的约束，以致我们往往难以判断一项行为究竟出于“自愿”还是“非自愿”。故而，毅夫接受了西蒙教授的“有界理性”假设——在给定的认知约束与信息约束下，对给定的目标和情境，建构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模型（参阅38页以后对盛柳刚同学提问的回答）。关于理性选择模型的更困难之处在于，当他人的理性选择行为对我而言重要到不能忽略的程度时，我的行为是否理性就要依赖于我对他人理性选择的回应是否理性，如此推演，我认为重要的一切他人的行为都应当被视为我的理性行为的约束条件。这导致博弈论框架内的经济行为分析，其特例，就是一般均衡分析，其当代拓展，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