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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前；左派“查办”广东大学；用“党化”作武器。教师学生还能用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作为理由来反抗。经过左派一年的鼓噪；这回右派用“党化”来收拾左派；却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讲一个不字了。这件事情值得玩味。本来中山大学各个学科从9月下旬起已经陆续开学；戴季陶一声令下；又全部停了下来。学生没课可上；乱哄哄的。教职员没有工作；没有薪金；以后饭碗难保。郁达夫本来就讨厌国民党的政客和广东大学；刚回到学校又碰到这么一件事；气得捶胸顿足。他在日记里愤怒地抱怨：“仓皇赶到广州；学校里又起了风潮；我的几文薄俸；又被那些政客们抢去了。”（60）
学校里打斗闹事；出头露面的主要是学生；但出谋划策的却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所以审查和重新聘用教职员卡得特别严。中山大学原来有教师和职工400多人；入选的才70多人。郁达夫名声很大；态度消极；没有闹过事；所以保住了饭碗。但学校里掌握实权的右派不会再重用像他这样的左倾作家。10月底；中山大学公布第一批重新聘用人员名单；郁达夫丢了英文系主任职务；从文科教授变成法科教授。当时经济学归在法科。郁达夫留学日本是学经济的；但多年来他的兴趣完全在于文学创作和研究；而且特讨厌离不开数字的经济学。几年前北京大学让他教经济；而不是教文学；他就一肚子气。这次中山大学来这一手；他当然不高兴。不过他对这个学校早就不抱希望了；所以没有立即发作。
11月2日；郁达夫从文科教师宿舍搬到法科教师宿舍。一颗火星引爆了他胸膛里的满腔怨气。下面是他11月3日的日记：
在文科学院闷住了十余天；昨日始搬来天官里法科学院居住；把上半年寄存在学校里的书箱打开来一看；天呀天呀；你何以播弄得我如此厉害；竟把我这贫文士的最宝贵的财产；糟蹋尽了。啊啊！儿子死了；女人病了；薪金被人抢了；最后连我顶爱的这几箱书都不能保存；我真不晓得这世上真的有没有天帝的；我真不知道做人的余味；还存在哪里？我想哭；我想咒诅；我想杀人。
今天是礼拜三；到广州是前礼拜的星期五；脚踏广州地后；又是十二三天了；我这一回真悔来此；真悔来这一个百越文身的蛮地。（61）
11月9日；本科生开始甄别考试；一共三科；连考两天。第一天考国文；“注重于政治的认识”。试题用吓人的革命腔调逼迫学生服从当权者。例如：“你进了中国国民党么？如果进了；为什么进的？如果没进；为什么不进？”“什么叫‘民主的集权制’；在本党组织上；‘民主的集权制’的基础何在？”“党员应该服从什么？”第二天考英文和数学。11月13日；预科甄别考试；郁达夫又奉命去监考。（62）
监考完就是评卷。对这些把戏；郁达夫烦透了；要么狠狠地诅咒；要么干脆躺倒不干。他在11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早晨又头痛不可耐；勉强去学校看试卷；到午后二时才回来。一种孤冷的情怀；笼罩着我；很想脱离这个污浊吐不出气来的广州。”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仪式之后；郁达夫的心情更加糟糕。11月15日的日记说：“午前本来要去看试卷的；但一则因为天雨；二则因为头痛人倦；所以不去。在雨天之下；在长街上走了一转；身上的棉衣；尽被雨淋湿了。在学校宿舍里；遇见（郑）伯奇；他告诉我说：‘白薇来广州了’；他的意思；是教我和她接近接近；可以发生一点新的情趣；但是我又哪里有这一种闲情呢？”这年夏天；郑伯奇和另一位创造社成员穆木天从日本回国；都到了中山大学工作。郁达夫搬到法科教师宿舍；郑伯奇和他是一板之隔的邻居。为了让郁达夫振作一点；郑伯奇怂恿他接近青年女作家白薇；谁知道郁达夫心如死灰。（63）
头疼又疲倦；不去工作；却冒雨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把棉衣淋得湿透：郁达夫心里充满厌恶、烦闷和失望。两个月之后；在军阀统治下的上海；郁达夫以烈火一样的热情追求王映霞；而在红旗招展的广州；他却没有半点浪漫的情趣。他哀叹说：“老了；太老了；我的心里；竟比中国六十岁的老人；还要干枯落寞。”（64）其实；这时他还差几天才到三十岁。
创造社的朋友还是拉他和白薇见面。一天；郁达夫有事找成仿吾。成把他带去一家饭店；王独清和白薇也到了那里。白薇刚从日本回来；经过香港时被扒手偷走了手提包；连路费都没有了；只好把全部行李押给旅馆；换了三十块钱。她一到广州；就直奔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求援。郁达夫一向热情、平易近人。对于遭遇不幸的白薇更是关怀。白薇回忆说：郁达夫“早年已经是成名的文学家；而我当时还初出茅庐；我心中自认为是晚辈；对他尊之如叔叔一般。”“郁达夫像个老朋友；一点架子也没有；也没有陌生的感觉；可是很有礼貌；他关心我的前途去向；……鼓励我坚定地走文学的道路；而且要打开眼界；看到国家民族；使我深受感动。”（65）
饭后；郁达夫、王独清和成仿吾陪白薇到公园；在黄昏的细雨里散步；然后到大新公司的天台去看戏；一直到半夜。以后几天；郁达夫请白薇吃饭；带她游览广州的风景区；在明朗的月光里划船。应当是创造社的朋友有意撮合他们两个；所以一方面郑伯奇等把郁达夫推向白薇；另一方面有人偷偷告诉白薇；说郁达夫有意追求她；弄的白薇很紧张。但郁达夫只有真诚的陪伴和鼓励；没有其它任何举动。郁达夫等人的帮助；使白薇从受打击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几十年后她的回忆文章第一句是“郁达夫先生是个好人啊！”最后两句是“郁达夫先生是个好人啊！是个好人……”（66）
白薇绝对没想到；郁达夫是按捺着满腔的烦恼；用尽全力帮助她。郁达夫有这样一则日记：“晚上月亮很大；和（穆）木天、白薇去游河；又在陆园饮茶；胸中不快；真闷死人了。”学校的任务是教学生；当教师就应该上课。但中山大学分明已经上课了；却硬要停下来搞什么甄别审查；讲的最轻也是无聊。但这些把戏又打着革命的大旗；成为人人都不敢批评的绝对正确。郁达夫对这样的学校生活深恶痛绝。他的日记描写了一天清晨他从外面回到学校的感觉：“在那里又只有一日‘无聊’很正确的；很悠徐的；狞笑着在等我。啊啊；这无意义的残生；的确是压榨得我太重了。”（67）
这次甄别解雇了300多个教职员；其中有些是郁达夫的朋友和熟人。郁达夫和他们聊天；请他们上茶馆；自认为都是“不得意的闲人”。郁达夫深受学生的尊重；又绝对不摆架子；所以跟他来往的学生特别多。他们时常一起出去活动；或者在郁达夫的房间里谈话；一直谈到半夜。中山大学的2000多学生在甄别里被开除了200多人。这次“不流血的清党”大大增加了郁达夫胸中的怨气。（68）
现在看来；党化教育必然破坏学术自由。郁达夫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看到当时社会的严重问题；他认为学校应当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应当实行正确的党化教育。如果党的领袖样样精通；而且永远正确；学者们都不必动脑；不必研究；只要按领袖的指示去训练学生；就不管大事还是小事都一定成功；那么；党化教育当然美妙。但天底下有没有这样的好事？郁达夫亲眼看到；当时广东的党化教育；是少数专制主义分子打着革命旗号钳制学校师生的丑恶伎俩。他在《广州事情》里写道：“这一个党化却不是正大光明的大多数人的党化；仍旧是几个有势力的人在后台牵线作法的党化。”（69）“仍旧”两个字说明；在郁达夫眼里；国民党的党化；跟推翻帝制以前政府把教育当作统治百姓的政治工具；实际上是一个德性。
中山大学的五个领导；即中山大学委员会的五个委员；多数是兼职的政府高官；没有多少时间管学校的事。中山大学的实际决策者是戴季陶；而真正蹲在学校里掌握实权的是朱家骅。他们两人是浙江吴兴的同乡；早在辛亥年间就经常来往。朱家骅从德国回来后；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5年；在左倾的冯玉祥军队控制了北京的情况下；朱家骅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发动了“首都革命”；带领激进的学生和少数工人；试图用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心城市暴动推翻段祺瑞政府；夺取全国政权。虽然“首都革命”没有成功；朱家骅却成了全国闻名的左派斗士。1926年；他逃回家乡；随后跟戴季陶一起从浙江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委员。在中山大学；他一下就变了脸；一天到晚强调学生要服从当局；并且按照戴季陶的方案亲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