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匪萜湓ㄔ炊嫉模匀痪陀貌蛔畔裰心旰蠓⒈砉赜谒问兰勰茄有┑魑兜摹巴饨淮橇睢绷恕�
近人颇有论及作者诗风的。有的只说他气息颇与黄仲则相近。其实，据他自己说，一直迟至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间，他才从头至尾地细读《两当轩集》。这时候他已将结束在日本的十年留学生活，也就是他一生的半数以上的诗早已完成发表了。而且他读后感动得最深的，“于许多啼饥号寒的诗句之外，还是他的那种落落寡合的态度，和他那一生潦倒后的短命的死。”正是基于这种身世的同情，一九二二年才写了以黄仲则为主人公的小说《采石矶》。至于论及黄的诗格，与清代其他诗人比起来，他的看法是：“要想在乾、嘉两代的诗人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仲则莫属了。其后龚定庵以瑰奇突兀的格律，幻妙奔腾的诗句，唱出新调，道咸以来，诗风又为之一变。而黄仲则的《两当轩集》，流行也稍稍减了。”（均见《关于黄仲则》）他的评价，他最欣赏谁，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顶多也只能如郭沫若所说：“他似乎很喜欢清代诗人黄仲则”而已。
也有人称他写的为香艳诗，是无庸讳言的“花间体”。我们且不问有没有忧国忧民的香艳或者慷慨激昂的花间；也不忙翻他的全部诗作，究竟能摘寻出多少唯香艳是颂的脂粉香、玉容艳的章句来。不妨听听他读香艳诗后的谈论。清朝诗人王次回称得上一代香艳大家了，他说，王次回有疑雨、疑云二集，多风流香艳语，诗格不高，才亦不大。他引录王的《别阿锁诗》：“问郎灯市可曾游，可买香丝与玉钩？可有美人楼上看，打将瓜子到肩头？！”书尾批云：“轻薄极矣！”他说，全部王诗中，可取的只有《短别纪言》两首：“为郎愁绝为郎痴，更怕郎愁不遣知。叮嘱寄书人说向：玉儿欢笑似平时。”尾批曰：“妙绝”。“去信匆匆趁早船，恨无针指寄郎边，亲封几叶秋茶去，教试南泠第一泉。”每句都加双圈（均见1919年8月15日致孙荃信）。他认为可取的二首，恰是王诗中不够香也不够艳的诗。他始终以自己的诗论标准来衡量鉴别：是憾天地、震聋聩的真情实感呢，还是挑逗轻薄的肉香腻艳！
还有人说他的诗出自宋诗。他对宋诗的冷漠，前文已有提及，他一生对宋诗实在谈得不多，究竟读了多少宋诗也记载不多。论家是就他的某些诗中的谴词造句与宋诗相类比而考定的。要是按此寻求，他的不少诗句也与龚定庵诗极为相似，那末，是否这部分也出自清诗？而且，即如他的《毁家诗纪》第五首中的“灵犀一点此传心”句，要是说它本自宋潘用的《郊游书所遇》中的“脉脉灵犀一点通”，那末是否也可以说它本自李商隐《无题》中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呢？那就又出自唐诗了。
倒是一位不常以研究现代作家为题发表著述的论家提出了一个“韵”字，来概括郁诗的风格特色：“所谓‘韵’，是指风神绰约，韵味盎然，令人有一唱三叹，回肠荡气之感。”郁诗在客观上所达到的境界，此论文是否精当，不妨更广泛地求教于时贤硕学；而单就诗作者主观上一贯的追求、取舍和学养来说，此论即使不必哗然誉为一字中的，亦是庶乎近焉了。
作者自进入名古屋八高，特别是改医科为文法科后，大量阅读西洋文学而创作欲冲动，还多次想写自传体小说。据日记，已开始写或者仅只构思和有题目的有《樱花日志》、《东都旧忆》、《相思树》、《还乡纪》、《紫荆花》、《夕照湖闲居记》、《哭诉》、《金丝雀》、《病中岁月》、日文小说《三川·变形》等等、等等，但目前所能见到的却只有《两夜巢》的大部分原稿，那已是一篇故事相当完整 的白话小说，大概离《沉沦》的出世也就不远了。
作者按自己的传记理论所写的自传，至此只能结束了。《沉沦》以后的岁月，免不了太岁爷头上动土。诚如序言已指出的，在那个“避席畏闻文字狱”的年代，即使是“著书都为稻梁谋”，“专写自己的事情”也是有罪的！
（作者为郁达夫长子）
我出生前的几个小时父亲被害了
郁美兰
父亲对我来说就像是天上的星星，在我心中永远闪闪发光，但却又是那么遥远而不可及，因为我也像你们中的许多人一样，从未与父亲见过面。
我是在父亲“失踪”（被日本法西斯从家里骗出去暗杀）那晚的翌日凌晨呱呱落地的，只差几小时没能与父亲见面。因此，最早就是从母亲那里听说父亲的一些情况。这里有必要对我母亲介绍一下，因为迄今为止，连对父亲最后那一段历史最有权威的胡愈之伯伯（我的先生即是胡愈之的侄儿），都把我母亲说成是在印尼土生土长的华人，这是不对的。其实，我母亲是一个有着坎坷命运，极为普通的千千万万中国妇女中的一员，平凡得就像中华大地上的一颗小草。
母亲于一九二一年出生在广东台山县江联区东碧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排行老三，上有哥哥、姐姐（现在老家），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在老家，一个在广州）和两个妹妹（一个在香港、一个在美国），外祖父名叫何子原，外祖母叫欧琼叶（均已过世）。母亲原名叫何如转，一九三一年在她十岁那年，因为家中贫困潦倒，外祖父不得不忍痛把我母亲送给一位陈姓人家，从而改名陈莲有，随后被陈家带到印尼去。成年后在一个制作饼干的工厂工作，一九四三年经别人介绍与父亲结婚，时年二十二岁，比父亲小二十五岁。由于母亲从小家境贫寒，从没机会上学，只会讲广东台山方言和印尼语（过去所有文章都错称母亲只会讲印尼语），所以也不可能对父亲有很深入的了解，这也就是在那种特定历史背景下，父亲最后时期的苦心所在吧。
母亲在晚年时，曾深情地对我说：我与你父亲生活的那几年虽短，但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母亲的经历使她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每当父亲看到母亲舍不得花钱时，就多次动员母亲说：“钱你就随意花吧，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也许还因为父亲长母亲二十五岁之故，父亲对母亲格外关心、体贴，尤其是当母亲身怀有孕，出门行走不便时，总要悉心搀扶着母亲，这对从小受苦而又缺乏家庭温暖的母亲来讲，印象真可谓刻骨铭心。她回报给父亲的，当然也是无限的柔情和深深的谅解。母亲曾问及父亲过去是干什么的？父亲回答说“读书匠”，因此每当看到父亲在看书、沉思或写字时，母亲从不去打扰他，甚至连走路都要蹑手蹑脚，让父亲能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当有客人来找父亲时，母亲在礼貌地送上茶水表示欢迎后，就主动回避，有时还起“放哨”的作用。这种默契与和谐，也正是身陷日本法西斯严密监视之下的父亲所希冀的最好结局。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当时誉满海内外的文学家、诗人郁达夫，在他一生中最艰难、最危险，也是他最成熟的日子里，会与一个不识字的华侨女子结婚了，这就是郁达夫的性格。这一点，从父亲当时所写的诗句中即可明显看出：
洞房红烛礼张仙，碧玉风情胜小怜。
玉镜台边笑老奴，何年归去长西湖。
赘秦原不为身谋，揽辔犹思定十洲。
父亲是以化名赵廉、一个酿酒厂老板的身份与母亲结婚的，平时家中自然备有各种各样的藏酒。父亲非常善于广交朋友，他的朋友中，除了当地的华侨、华人和印尼人外，甚至还有日本人。但是，每当有日本宪兵到家里来作客并要酒喝时，父亲总是叫母亲拿出专门为日本人准备的酒，并一再对他们劝酒，直到他们喝到九分醉意才罢休，而父亲本人却不怎么喝，等到日本宪兵一离去，父亲常常会情不自禁愤恨地说：“让这种高酒精度酒慢慢毒死这些坏东西！”母亲回忆说，当时她只感到无比感动和自豪，觉得父亲这个文弱“读书匠”还是个有血气的人，非常了不起呢！父亲在那种条件下，是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来反抗日本法西斯。
母亲还经常对我们讲：你父亲可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大好人啊，他常常是出门时身上装着钱，回家时却身无分文了。每当遇到朋友有困难或需要用钱时，他总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而且从不放在心上，更不指望能得到任何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