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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九篇自传，作者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一月末日（其中一至七篇是在一九三四年冬至一九三五年春末）这段期间内陆续写成的。这年头正是白色恐怖网罩上海的日子。国民党反动派不仅秘密逮捕了大批革命人士，而且公开狙击著名的进步民主人士。特务们继一九三三年六月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之后，又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杀害了拒绝蒋介石要求的上海《申报》主笔史量才。与此相配合，文化“围剿”也雷厉风行。一九三四年二月国民党中央一方面大规模查禁新文艺书籍，一时被查禁的进步书籍达一百四十九种之多；一方面又声嘶力竭地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鼓吹封建道德。六月，又公布施行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严厉实行思想统治。一切进步书刊都必须先送审查委员们审阅后才准付印发行。大量优秀的进步作品被禁止刊出。这时候，作者虽已从上海移家杭州一年有半了。但杭州，诚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是个“钱王登遐仍如在”的地方，国民党早已强化了法西斯统治，他和鲁迅还始终是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在案的人物。自作者来到杭州，国民党杭州当局立即布置了对他的秘密监视，不仅外地寄给他的书刊信札一律经过秘密检查，而且住宅门前也有“职业小贩”三班制昼夜“营业”。他只能过着政治上苦闷、彷徨，经济上始终依靠出卖文章为生的专业作家生活——主要还是寄文章到进步报刊集中的上海去发表、卖钱。而要不断地进行写作，为人民说些话，在那文化“围剿”的紧锣密鼓声中，是愈来愈困难了。自一九三四年五月，艰辛地支撑着《申报·自由谈》这块进步园地的编辑黎烈文终于在反动势力的压迫下辞职以后，他连发表点讽喻象征，嬉笑怒骂，短小而很快就能见报、卖钱的杂文的地方也被剥夺了。这年八月，由林语堂、徐讦、陶亢德等编辑，刚于这年四月创刊，公开在《投稿规约》中声明“涉及党派政治者不登”的《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来约他撰写自传。他原本也有写一部自传便于发表和卖钱的打算，就接受了，但却首先写了一篇《所谓自传也者》，作为“自序”拿去发表。
自传竟首冠以一篇“自序”，确实是历来所罕见的。而这篇自序，也不是什么正经的序、跋文体例。它说的是：“最近更有一位女作家，曾向中央（当然指的是国民党中央——笔者）去哭诉，说像某某那样颓废、下流、恶劣的作家，应该禁绝他的全书，流之三千里之外，永不准再做小说，方能免掉洪水猛兽的横行中国，方能实行新生活以图自强。照此说来，则东北四省的沦亡，贪官污吏的辈出，天灾人祸的交来，似乎都是区区的几篇无聊的小说之所致。”因此，近年来，决意不想写小说了。可是，“要吃饭，在我，就只好写，此外的技能是没有的。于是乎，在去年今年的两年之间，只写下了些毫无系统，不干人事的游记。但据那位女作家说，似乎我写游记，也是一罪，事到如今，只好连游记都不写了。”“恰好有一家书铺，自从去年春天说起，说到现在，要我写一部自传。”“虽然专写自己的事情，由那位女作家看来，似乎也是一罪，但判决还没有被执行以先，自己的生活，总还得由自己来维持，天高地厚，倒也顾不了许多。”全篇完全是对国民党滥施文化“围剿”，大兴文字之狱的控诉状。那末这位女作家是谁呢？她就是苏雪林，也就是二、三十年代在寥若晨星的女作家中很有点名气的绿漪女士。她自一九二一年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曾留学法国，初学美术，后改文学。一九二八年作者和鲁迅正在上海共同创办《奔流》杂志。七月七日，北新书局李小锋借座悦宾楼宴请作者和鲁迅等，她曾应邀同席。作者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中午北新书局宴客，有杭州来之许钦文、川岛等及鲁迅、林语堂夫妇。席间遇绿漪女士，新自法国回来，是一本小品文的著者，文思清新，大有冰心女士小品文的风趣。”可见当时作者对她还颇有些好感。她对作者和鲁迅也既无恶感，又无积怨。以后，她还公开著文赞颂过鲁迅，说他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对中国民族病态是有深彻研究的”等等。但到了一九三四年这个泾渭分明的年头，她正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时，却在九月一日出刊的国民党官办的南京《文艺月刊》第六卷第三期发表了《郁达夫论》。文章一开始就矛头直指创造社：“在文艺标准尚未确定的时代，那些善于自吹自捧的，工于漫骂的，作品含有强烈刺激性的，质虽粗滥而量尚丰富的作家，每容易为读者所注意。所以过去十年中创造社成为新文艺运动的主要潮流之一。”“郭沫若仅诗歌略有成绩，小说戏剧散文均卑不足道。郁达夫和张资平则过去几年内很出过一阵风头，现在张资平已经有落伍的趋势了。郁达夫只好写些日记游记之类来维系旧文坛地位，虽然很寂寞，一般人对于他还有相当的信仰，所以我现在先论他。”以下就开始了全面攻击。她认为：中国民族本来“最喜谈闺阃和关于色情的事情……况且郁达夫的作品尽量地表现自身的丑恶，又给了颓废淫猥的中国人一个初次在镜子里窥见自己容颜的惊喜。有些读者则抱着一种好奇心，想看看这位作家下流荒唐的自述，究竟还要写到什么程度为止。像著者购读郁氏作品的心理便是如此。郁氏作品之不胫而走，传诵一时便是这两个缘故。”“自我主义、感伤主义和颓废色彩，也是构成郁氏作品的原素。”郁达夫作品里的主人公在“回答日本下女自己是支那人时，又感触至全身发抖而滚下热泪，我们看起来那些事实不值得落泪发抖的，而作者却非如此写不可，那只好说作者自己神经有病了。”这是指的《沉沦》。对曾被国民党两度禁止发行的《她是一个弱女子》则指骂尤烈：“可谓集‘卖淫文学’之大成。”“郁氏虽号为颓废派作家，但并没有西洋颓废派的技巧，不过利用那些与传统思想和固有道德相冲突的思想，激动读者神经，以此获得人的注意罢了。”末尾，她更指责郁氏“每以革命的文学家自居。然而他的革命情绪也令人莫名其妙。”她下了最后结论：“这样一个元气被酒色断尽的作家，我可以断定他永远说不出一句有力量的话了。”此外，还对“郁氏作品的艺术”作了全面的否定，并进行了人身攻击。
姑不论这些指责是否正确，是否也能算作学术性的文艺评论。本来，即使是不正确的文艺评论也是允许的。但，事至今日——这位绿漪女士今年已经八十七岁高龄了，从她此后半生的充分表现，特别是从鲁迅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她忽地抹脸一摇，由一个崇敬鲁迅的人变为攻击鲁迅（她自称为“反鲁事业”）的“英雄”，势必砍倒这面革命文化的旗帜，就不难看出她这个“评论家”当时所扮演的是哪个行当，这些攻击是怎么一回事的了。鲁迅生前，她始终只有称颂，不敢公开攻击（她虽然十分痛恨，但也明白：鲁迅是个不好惹的“绍兴师爷”啊！）。而自鲁迅逝世后二十四天，亦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起，她就像压抑多年，终于等着了这一天而爆发的火山一样，在国民党官办和右派刊物《文艺月刊》、《军中文艺》、《奔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