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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被官方秋前秋后算账，但我气派不衰，最有趣的一件鲜事，是我阴错阳差，变成了汽车阶级。原来我被《文星》请出去，为自谋生计方便，打算买辆机车，不料买机车分期付款要两个房保，买汽车开支票只要一个房保，因为萧孟能不肯为我做保，我只有信义公寓妈妈名下一个房保，其他别无房保可寻，故买了三百六十CC的凯莉小汽车。我就是这样阴错阳差之下，成为汽车阶级的。那时候台北市面汽车尚少，我这辆身价连计程车都不如的小车，开起来却拉风得很，到处可停，与凯迪拉克无异也。印象最深的两次，一次是我跟女朋友“小Y”到淡水红毛城，另一次是去阳明山一家日式旅馆洗温泉，都开的这辆汽车。‘小丫’也是苏州人，政治大学中文系毕业，是女作家，所以她和我之间的情书颇多。“小丫’美丽、细腻而多情致，是最可爱的女人，洗温泉那次，她软语哀求、欲仙欲死，曲尽江南美女的婉转，令人终生难忘。
后来我的汽车换了，换成了和裕隆计程车一样的车，不过是全白的，仍旧极为拉风。那时刘家昌自费拍电影，想找一个假的制片人为他撑腰，制片人要阔，我因为是汽车阶级，被他看中，遂以购买我收藏的《古今图书集成》为交换条件，要我开着车替“演”制片人，我同意了。自此跟演艺界扯了好长一阵子。他们好赌，我的赌技亦属一流，因此常常打梭哈。刘家昌此人嗜赌而艺不精，一意赢人而自己屡输。有一天有次牌局，我告诉他：“今晚有一个呆子参加。”他闻之大喜，入夜闻声而至。一赌之下，发现高手如云，他输得丢盔曳甲。这时他偷偷问我：“敖之，你不是说有个呆子吗？”我说：……“是啊！呆子不是别人，就是你小子呀！”——古时阿波罗发神谕会有一大国战败灭亡，但没说出是哪一大国，求神谕者欣喜而去，不知原来亡者乃自己之国也。又有一次刘家昌全部输光，一点赌本都没有了。他低声下气向刘维斌借赌本，刘维斌说：“除非你叫我爸爸，我不借。”刘家昌说：“大丈夫，怎么可以叫人爸爸？不过，叫人‘把拔’可以。”刘维斌问：“什么是‘把拔’？”刘家昌说：“‘把拔’什么意思都没有，只是发音像爸爸。这样叫了，你以为我叫了你爸爸，我只认为叫了你‘把拔’，所以叫了等于没叫，可是赌本却借到了。”后来，刘家昌怀疑李翰祥给他戴了绿帽子，气冲冲跑到片场，当众打了李翰祥。事件发生后，我和影剧圈内深知李翰祥的导演们、朋友们，都坚信戴绿帽子是绝不可能的事，这件事，全是刘家昌疑神疑鬼的闹剧。因此我告诉刘家昌以李翰样不可能偷你老婆的种种证据，我说了半天，刘家昌若有所悟，但是最后大声说：“但是，但是，敖之，我不是王八，这怎么成？我已经招待记者，当众宣布我是王八了！”我听了，大笑，我说：“难道非做三八不可吗？难道非做工八不乐吗？难道要做错了王八，还要为了面子错到底吗？难道非说你老婆偷人，你才变得理直气壮吗？家昌啊！何必自寻烦恼啊！”有一次大家在刘维斌家赌钱，赌到天亮时，来了电话，刘家昌说：“一定是我老婆来查勤了，千万别承认！”刘维斌拿起电话，果然是江青打来的，刘维斌立刻把赌台上的生龙活虎气概，收敛得一干二净，反倒装出被电话吵醒的模样，语调迟钝，慢慢而断续地说：“……不在啊……没有啊……我昨晚拍片，今早四点才上床啊……”我们大家屏息静坐，不敢出声。事后哄笑不已，深叹刘维斌演技精绝。二十年后江青来台，到我家拜访我，我甚感惭愧，我觉得她与刘家昌婚姻的失败，我们这些当年的酒肉朋友不无责任。虽然我多年后，已变成律己极严的连清茶咖啡都戒掉了的清教徒，但是自海少作之情，犹未能免也。
当年我也去过几次舞厅。胡秋原说舞女“形而上者不能聊，形而下者不能搞”，妙句也！有一次与居浩然上舞厅，忽闻广播说：“居浩然先生电话。”居浩然正拥形而上而下之，置若罔闻。我提醒他有电话，居浩然正色说：“这里没有居浩然！我姓张——在风月场所，我都姓张。”我恍然大悟，难怪居太太查勤，永远找不到我们的居校长！（淡江大学前身是淡江英专，居浩然做校长，我重考大学前，也考取过，所以辈分上他是我的“校长”。）还有一次余传韬从海外归来，透过徐钟珮，与我结识，两人一见如故，聊得开心。一起去王又曾开的仙乐斯舞厅，王又曾在旁作陪，点来舞女，左拥右抱之余，余传韬问我：“我在台湾做什么最好？”我说：“你组织新党最好，因为你跟他们有生殖器关系（余传韬的父亲是青年党大员余家菊、丈人是国民党大员陈诚）。你组织新党，他们不会抓你。你组织新党，顶多被打屁股而已，怕什么？”可是余傅韬就是不敢。后来，他由“教育部”次长而“中央”大学校长，一直善保其臀，不敢造次，校长不负此臀，此臀负校长，想起“腹负将军”的典故，不禁失笑。（《通鉴长编》记：“党太尉进食饱，扪腹叹曰：‘我不负汝。’左右曰：‘将军不负此腹，此腹负将军。’”）当年我还去过几次酒家。一次是和徐讦，一次和叶明勋、毛树清，出来后还一起跳舞。后来我坐牢，最后一年被“洗脑”，在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被所谓学者专家们“上课”，一天毛树清来了，佯装不认识，酒肉朋友，当如是也！
11 软禁（1970—1971 三十五到三十六岁）
从三十一岁到三十五岁四年间，也就是1966到1970年前后四年间，我把它归纳为“星沉”时期。在这段日子里，《文星》杂志、文星书店相继沉下去了，我自己——这颗拟人化的文星——也沉下去了。不过，到了1970年，“星沉”的情况更恶化了，那就是我开始被国民党当局软禁时期，前后长达十四个月之久，直到我被捕为止。
局面所以恶化到这一地步，基因除了我过去有多彩多姿的反当局“黑底”外，与彭明敏的关系，构成了黑上加黑，以致沉上加沉，最后终于沉到牢里去了。
彭明敏在台大早我十年，我在台大法学院的时候，他没教过我，但是教过我的许多老同学。我的《传统下的独白》出版后，送了一册给他，他回信给我，说：“我一向爱读您的文章，且对您的许多见解，都很同感，希望将来有机会认识您。”这封信写后二十七天，1963年12月10日，他透过郭鑫生相约，在台北致美楼请我吃饭，那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此人博学有礼、叔度汪汪，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从此与他在师友之间，见乎交情。那时我正主持《文星》，在吃饭前十天，我在《文星》发表了他的大作——《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在“编辑室报告”中，特别点出“读了这篇文章，使我们可从这段思潮的激荡中，得到触类旁通的领悟”。在这微妙领悟后十个月，“彭案”发生了，十三个月后，他历劫归来，门前冷落、特务环伺，备感人情冷暖，亲友都不敢同他往还，他的朋友只剩下“极少数极少数例外”，我是例外之一，并且不愧是例外中的例外。因为我也备受迫害。与他处境堪似，于是相儒以沫，日久更见人心。
那时蒋介石下密谕，将我和陆啸钊赶出《文星》。我去做生意，需要在银行开甲种户，领取支票。曾请萧孟能帮忙，萧孟能推托不肯，彭明敏知道了，慨然相助，写信给陆啸钊，叫他陪我到彰化银行永乐分行去开户，原来彭明敏请他哥哥彭明辉为我暗中介绍，才得过关。那时我困于生计，卖书为活，彭明敏也为我写信向洋人兜售。此类义助，不胜枚举。总之，从他出狱，到他偷渡离台，四年之内，我和他在黄昏、在子夜、在灵犀相通之际、在杯酒谈薮之间，共度过数不清的悲欢岁月。这种患难之情，于彭明敏则属唯一，于我则属仅见，于今回味起来，恍然如昨。
那时彭明敏生计日窘，本来他在中山北路巷内有一小块地，原拟兴建起来，与我合开一小餐厅，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