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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后来资产阶级活动家甘必大才可能以“教权主义，敌人来了”为口号为
共和派赢得选举。
1879年以后，法国才实际掌握在共和分子手里，文化斗争接着在法国爆
发，其中最为紧张的时期是1879—1889年。反教权主义者全力以赴通过自己
在教育、出版和慈善事业领域的影响来反对天主教的各个修会组织。他们努
力建起世俗的公立教育体系，坚决执行拿破仑和梵蒂冈于1801年达成的政教
《协定》中关于修会的规定，结果导致法国所有的在会修士受到驱逐。在教
育领域，大学里的五个天主教神学系被解散，教会控制的高等学校不得称“大
学”，也不许授予学位；政府还成立了国立师范学院和女子中等学校，粉碎
了主教对学校行政的控制。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法令法规，于1881年使小学教
育成为免费教育，于1882年使之成为义务教育，于1886年又实现了教员世
俗化。对于政府的上述做法，法国天主教会曾步步紧逼作过斗争，但最终教
会只剩下了一些私立学校与国立学校相抗衡。
利奥十三世任教皇后试图与法国和解。但是法国天主教会中仍有人继续
反对共和政府，而且每一次反对共和国的阴谋都在天主教会中找到了支持
者。尽管利奥十三世在1885年11月1日发表的《永恒之主》通谕里曾经暗
示，罗马天主教徒实际上可以与自由的、非君主立宪的政权进行合作，但是
这种暗示在法国未引起任何反响。1887年兰姆鲍拉担任梵蒂冈国务卿之后，
梵蒂冈开始实行亲法国的政策。90年代初，利奥十三世出于实际目的的考虑
接受了共和党，推出了教皇的“联合阵线”的官方路线，一时打破了法国罗
马天主教对共和国的完全敌视。
②德雷福斯案的风波。1894年法国军事当局诬告法国军官犹太人德雷福
斯把国防机密出卖给了德国，将他处以终身苦役。这一事件使梵蒂冈和法国
共和党人和解的工作停顿下来。德雷福斯被判刑之后，所有中立的观察员都
坚持认为有必要重审这一案件。但是，军方、反闪族主义者、君主分子和罗
马天主教徒则竭力从中阻挠。罗马天主教的修会之一圣母升天会借机掀起了
反对德雷福斯、犹太人和共和派的运动。耶稣会的会刊《天主教文明》则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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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界宣告，“上帝造了犹太人就是要让他们作间谍的”，而且还提出应
取消所有法国犹太人的公民权。“天主教民主派”在利奥十三世《新事》通
谕的启发下，也把反闪族主义作为工具，宣传仇恨与暴力。在19世纪的最后
5年里，法国的天主教会特别是各个修会成为在法国人中间煽动仇恨、狂热
和偏见情绪的帮凶。
③政教冲突的继续—结社法和分离法。罗马天主教徒在德雷福斯案件风
波中表现的狂热情绪背叛了基督教，因而给反教权主义的狂热分子提供了反
击的机会，他们迅速上台掌权，并立即采取了行动，由此揭开了法国文化斗
争的第二幕。他们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对天主教修会进行猛烈的攻击，把他
们说成是令人感到羞耻的假羔羊。其次是于1901年制定并通过“结社法”。
这项法律对一般的团体的成立给予更大的自由，但是对成员共同生活在一起
的团体，对由法国人和外国人共同组成的团体，或者是拥有集体财产的团体
—如罗马天主教会的修会组织，则要求特别的法律授权方可成立。当时法律
上只承认五个修会为合法的修会，其余的修会必须得到法律的许可才能享有
合法的地位。未经法律认可的修会的成员不得在学校任课，或在学校里做指
导工作。“结社法”是自1870年以来通过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反教权主义的
法律。
1902年，更激进的反教权主义者尚伯和孔布上台后更为激进地推行“结
社法”，关闭了数以千计未经法律认可的修会主持的学校，同意少数几个修
会得到国会的法律授权认可。至 1903年春，未经法律认可的所有其他修会几
乎全被解散。
1903年8月继位的新教皇庇护十世是一位强硬分子，他认为法国的共和
政府是具有魔鬼性质的政府。1904年法国总统卢贝访问意大利并拜会了意大
利国王，庇护十世把这一事件说成是对“圣座的冒犯”，结果由此导致法国
中断了和梵蒂冈的外交关系。
1905年法国国会通过了“分离法”，从而结束了1801年法国与梵蒂冈
之间的政教《协定》。这项法令从法律上正式确定了法国政教分离的原则，
不仅对教会而且也对政府在政教关系问题上的权限作了规定。1906年法国天
主教主教团大多数成员投票对“分离法”表示拥护。这项法令虽然使法国教
会失去了过去享有的公共津贴和法律特权，但是教会获得了自由选举主教、
举行会议的权力，不必再受政府的控制。教会还有权组织董事会接管教区财
产，而且有权开展宗教募捐活动，并掌管募捐得来的资金。
庇护十世对上述事件反应十分强烈，他断然宣布法国主教团是非法无效
的，并发表一系列通谕谴责自由国家的自由教会以及政教分离的思想。他特
别反对给予董事会成员管理教区财产的法律权力，认为这一做法是对教会神
圣的教阶制度的否定。罗马教廷与法国政府的这场斗争使教会在经济上遭受
了很大的损失，而且也降低了教士的知识水平和社会影响，但使庇护完善了
控制教会的制度。同时这场斗争也使罗马天主教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更弱。
总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梵蒂冈在法国的政治和外交影响降至最
低水平，只有少数外交人员留在那里。
2。罗马天主教的社会政治观和“公教行动”
19世纪后期发生的国际文化斗争是与天主教会在思想上不能适应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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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民主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在 1870年—
1918年间，法国是天主教国家中唯一的共和国。在其它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
欧洲国家，合法的君主制度得到天主教徒的普遍支持。即使在法国，大多数
天主教徒和神职人员也把政治上的忠诚和宗教信仰联系起来。由于法国大多
数人支持共和国，所以罗马天主教会也就必然遭到重大挫折。罗马天主教徒
在美国的情况则不同，他们作为宗教信仰的少数派生活在一个政治民主制度
已经确立的国家，美国的天主教徒一般都支持共和制，甚至也支持宪法规定
的公民自由、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所以美国没有出现类似的政教之
争。如何对待法国和美国天主教徒中的民主自由思想以及同一时期在其它一
些国家出现的社会问题，便构成了这一时期罗马天主教会的政治伦理思想。
（1）利奥十三世和他的政治思想与政策
教皇利奥十三世原名焦阿吉诺·佩齐 （1810—1903），生于罗马南部山
区的一个中上等家庭，1837年升为神甫后立即为教廷工作，并得到教皇格列
高利十六世的赏识。1843年升任大主教，并担任了教廷驻比利时的宗座代
表。他曾经访问过科隆、伦敦和巴黎，对欧洲的工业化和议会制度有所了解。
1846—1878年他担任了佩鲁贾的主教，1853年成为红衣主教，1878年2月
继任教皇时已68岁。利奥十三世是梵蒂冈丧失教皇国以后当选的第一位教
皇，当时年高体弱，被看作是一位过渡性人物。但他却以敏锐的眼光，巧妙
地统治教会长达25年。
利奥十三世一方面继承了其前任庇护九世的政策，继续攻击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和虚无主义，攻击共济会；干涉各国的天主教会，强化了罗马天主
教会的中央集权制，加强了教皇宗座代表的地位和对各个修会的领导。另一
方面他又首先倡导教会与社会的对话，提倡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在
梵蒂冈请科学家研究天文学和其它自然科学，请天主教历史学家撰写历史著
作，向所有的学者开放梵蒂冈档案馆，并且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