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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士佛教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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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代乾隆皇帝采取了把佛教教团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方针，使清末
佛教的实权渐渐脱离佛教教团而转入在家居士之手。尽管这一时期，佛教的
发展受到限制和排挤，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居士佛教仍然兴盛起来。
刻经与印刷出版佛书：随着佛教的衰落，清末的佛教典籍已散失殆尽。
为了振兴佛教，杨仁山居士信佛后，就广搜亡佚经典，刻印流通。1897年，
杨仁山在南京延龄巷住所设立“金陵刻经处”，4年后即1901年，他捐出私
宅作刻经处。金陵刻经处是一个兼有出版、发行任务的佛教文化机构。它的
成立，对于近代佛教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在上海、北京等地，
诸如“佛学书局”、“佛经流通处”之类的机构，便都相继地“应运而生”
了，使得佛教典籍重新得到流传。大藏经的刻印事业，在近代也先后兴起。
1909年，中国第一部用铅字印刷的大藏经《频伽藏》在上海印刷流通。这一
时期还有宣扬佛教文化、研讨佛学义理的佛学刊物出现。近代中国门户洞开，
西方技术和思想得以传播。佛教界为了维护生存和宣传发展，也随时代变化
而变，采用新式传播工具弘扬佛法影响社会。民国以后，许多佛教界人士和
研究者创办了大量的佛学刊物，研究、介绍佛教思想。1912年，狄楚青在上
海创刊《佛学丛报》，这是中国近代创办最早的佛学刊物；1913年，太虚在
上海创办《佛教月报》。
僧众办学：中国佛教僧众办学始于20世纪初，戊戌变法以后，各地办起
了不少僧学堂。1903年，湖南僧人笠云得到日本僧人水野梅晓之助，在长沙
开福寺首创湖南僧学堂。继起的有文希在扬州天宁寺设立的普通僧学堂，月
霞和谛闲在南京三藏殿举办江苏僧师范学堂，开始用新的方法培育僧才。晚
清佛教在社会上已衰弊至极，但在文士当中，佛教义学反而出现异常活跃的
气象。1907年，杨仁山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又创办祗洹精舍（又名梵文学堂），
聚众讲学。他亲自讲授佛学课程，教授僧俗学生，一代佛学大师太虚和知名
佛教居士谢无量等都是这个学堂的学员。他自编 《佛教初学课本》，并聘请
苏曼殊等学者教授梵、英等语，培养新式佛学青年，虽然不到两年，因经费
不足而停办。在中国近代佛教上，“祗洹精舍”的创办，首开近代新式佛学
教育风气，影响深远。中国近代佛学史上的旗帜人物名僧太虚和名士欧阳渐，
都出自杨仁山门下。1911年杨仁山去世，欧阳渐继承杨的遗志，经营金陵刻
经处；1912年他与李证刚等人创立佛教会。上述学堂为时不久即告停办。辛
亥革命后，佛教各类院校再度勃兴，分布于全国各地。其中较著名的有月霞
于1914年在上海创办的、专研华严教义的华严大学；月霞还在杭州、常熟等
地举办华严大学；谛闲于1914年在宁波创办的、专研天台教义的观宗学社（后
改名弘法研究社）；月霞于1917年在常熟兴福寺创设的法界学院。这些佛学
院成为中国近代培育僧伽和佛学人才的专门学校。这些不同类型的佛学院，
先后为各地培养了一批僧伽和佛学研究人才。
近代中国佛学教育逐渐由寺僧而面向社会各个阶层，普及佛教，培养青
年僧伽，造成社会青年和学子学佛、做居士的风气，所以近代佛教有“居士
佛教”的美称。当时有一些著名人士受佛学教育影响而学佛并投入佛门，如
作家苏曼殊、艺术家李叔同等。大量在家信徒的活动形成一股社会潮流，有
形无形地影响着社会变革。
20世纪初，佛教在家信团出现。1918年创立于上海的“居士林”，后又
改名为“世界佛教居士林”，为佛教在家信徒团体。居士佛教的兴起，与其
代表人物的活动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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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杨仁山 （1837—1911）是清末最重要的佛教在家信徒，毕生
弘扬佛法，刻经办学，印刷佛像，翻译佛经，是当时中国佛学界泰斗，遗著
有《杨仁山全集》十二种。
杨仁山具有各宗深厚的学问，但以净土为学佛的归宿。他的居士佛学，
强调信解佛法；而饮食起居等皆按常俗办理。作为在家居士，他潜心佛学，
每天勘印讲学，夜晚诵经念佛，静坐观想，经常通宵达旦，是近代新式居士
修行方式开创者。他对佛学研究有独到见解，主张“先圣设教，有世间法，
有出世法。黄帝尧舜周孔之道，世间法也，而亦显含出世之法；诸佛菩萨之
道，出世法也，而亦该括世间之法”。
杨仁山一生刻经办学，普及佛教。1894（光绪二十年）年，又与日本、
朝鲜佛教复兴运动相呼应，着手在中国实施振兴佛教计划，包括编撰佛教教
材、创办学校、搜集和刻印佛经等。1897年，他在南京设立“金陵刻经处”，
后捐出私宅作刻经处。金陵刻经处作为一个兼有出版、发行任务的佛教文化
机构，对于近代佛教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他对中国近代佛教的最
突出的贡献。1908年，他在金陵刻经处成立祗洹精舍，亲自讲授佛学课程，
教授僧俗学生。他自编《佛教初学课本》，并聘请苏曼殊等学者教授梵、英
等语，培养新式佛学青年，虽然不到两年，因经费不足而停办，但在中国近
代佛教史上，“祗洹精舍”的创办，首开近代新式佛学教育风气，影响深远。
中国近代佛学史上的旗帜人物名僧太虚和名士欧阳渐，都出自杨仁山门下。
在中国近代佛学史上，在刻经、办学等方面，杨仁山都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
人。
1910年，杨仁山在南京创立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研究会每月开会一
次，每周讲经一次，听者踊跃。这是培养佛学人才的另一种办法，在当时也
很有影响。杨仁山通过祗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培养出来的人才中，有些人在
佛学研究和佛教革新等方面作出一定成绩，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发展史上的知
名人物，如谭嗣同、太虚、欧阳渐、章太炎等。
在国际交往方面，杨仁山做了许多促进佛教发展的事业。他于1878年至
1886年 （光绪年间）两次随曾纪泽率领的中国外交使团出国到伦敦、巴黎，
考察英法各国的政治、工业。他在伦敦结识日本留英的佛教学者南条文雄
（1849—1927）。回国后，与南条文雄互相交换两国所缺佛经，刻印流通，
并得到日本弘教书院的缩印《藏经》及南条文雄所赠中国失传经疏。他选择
其中一部分计划刊印，编入《大藏辑要目录》，本计划陆续雕印大、小乘佛
典460部，3320卷，但在他生前只印出2000多卷。这对于当时缺乏佛教文
献的中国佛教研究的开展有很大促进作用。杨仁山同日本其他一些佛教学者
也有不少交往。1894年，他同英国人李提摩太一起将《大乘起信论》译成英
文。1895年，又与锡兰（斯里兰卡）的佛教居士、摩诃菩提会会长达磨波罗
在上海会晤，相约复兴印度佛教。在同这些佛教界的国际友人的交往中，扩
大了中国佛教的影响。
杨仁山作为近代居士佛教奠基者，是近代中国佛学复兴的关键人物，竭
力启人信心，推动居士佛学，是20世纪20—30年代引导中国居士信佛的原
动力。他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3）佛教革新
清末，佛教一如中国的社会，衰落而面临生存的危机。佛教衰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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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社会方面外，其自身的堕落是一个主要因素。据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
统计，清末民初全国共有僧尼约80万人，但多是徒有其表。印光法师批评清
代佛教有“三滥”：滥收徒众，滥传戒法，滥挂海单。佛教对现世人生采取
消极态度，其关于死后问题的神秘主义理论，成了统治者愚弄人民的工具。
佛教的教理荒芜，教制松弛，教产被攘夺。面对威胁寺院存在的庙产兴学运
动，佛教界终于被迫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