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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毛泽东同陈伯达再电周恩来，急切需要购买以下各种书报：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出版的《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列强军事实力》、《日本对支经济工作》以及该所出版的各期《中外经济年报》、《中外经济拔萃》、西南实业协会编辑的《四川工厂名录》；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辑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西南实业通讯》；桂林出版的《实用国民年鉴》；并询问前托购的商务出版的方显庭的《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一书，是否已购得。还指出：“关于各种统计公报及经济书籍，这里很需要，此后请指定专人多为购买，重庆运来书籍以此类较多为好，请嘱办事处同志注意。”
1941年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指出：财政方针主要是发展的方针，手段是票子。应当转变过去的紧缩政策，根据新的方针，立即实行新的政策。要决心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纸票新增发600万元，因为现在特别需要，不得不发。以200万投资盐的生产，200万买粮食，100万支付中央与边区的经费，100万由银行周转。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私利不要妨碍人家，政府要实行纠正。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资本主义发展不要害怕，过去提党内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口号，后来改用反对贪污腐化的口号。
4月19日，毛泽东为《农村调查》一书写跋，指出：“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
1941年3月19日，毛泽东对《中国妇女》第二卷第十期刊载的署名周俊的《论出版专门妇女刊物问题》一文，写了几段批评的话。毛泽东指出：此文与宣传部出版发行部正在考虑的调整延安刊物这一计划相对立，不待中央讨论就向人民宣传这种对立意见，这一行动的实质，只能对党与对妇女工作发生不良影响，是党内关系上极不正常的表现。毛泽东说，相反，须要向妇女群众解释，目前延安的物质条件，不能不暂时停刊一部分刊物（实质上是暂时“取消”这些专门刊物的印行），将其内容送登保存着的一部分刊物上，以免同归于尽，这是将局部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而又并不完全牺牲局部利益（牺牲其一部分）的好办法。妇刊不作这种解释，却作了相反的解释，故是不正确的。因为已经公开发表，又引起了争论，故须有纠正的办法。
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讨论中央出版发行工作时，毛泽东说：要使发行与消耗量相适合，要出版教科书及通俗书籍。合并刊物问题，现在继续停刊，把文章放在解放报上。今后关于下级提问题必须经过组织。《中国妇女》上周俊写的文章反对中央，这是原则上的错误，须要查实。
原来这事与当时在中共中央分管妇女工作和任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的王明有关。王明在2月初的一个晚上，派人将已经睡觉的一位同志叫起，说王明要她写篇文章，内容是反对取消妇女刊物，理由有三个：第一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第二是国民党也出版妇女刊物；第三是由于妇女工作需要。第二天早晨这位同志去王明那儿，王明给她一本共产国际决议，叫她当天交卷，以便早日发表。所以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听毛泽东说须要查实时，不得不承认：周俊的文章是我看过的，主要由我负责。这次会议决定由《中国妇女》登启事说明刊出周俊的文章是错误的，并在妇委及支部中进行批评。为此，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写一篇关于党性问题的文章。在3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关于党性问题的决议。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在莫斯科签订。苏外长莫洛托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表示“苏联将毫无变更地继续援助中国”。
同日，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指出：苏日条约订立后蒋之态度如何尚须数日才能看清。
4月14日，毛泽东就苏日条约等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苏日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
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于4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毛泽东在《意见》中指出：“苏联根据其一贯和平中立政策，于四月十三日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他针对对这个条约签订的各种错误议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这个条约的意义，“首先在于巩固了苏联东面的和平，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发展”。二是“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地提高了，苏联无论在东方在西方都增大了他的发言权”。三是“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的正义的对日抗战”。四是“至于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毛泽东最后指出：“在苏日条约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第一，任何对抗战的动摇是不许可的。第二，国共合作必须继续，解散新四军一类的分裂行动必须取消，以后再不可发生此类行动。第三，各种反动的对内政策必须停止。循此以行，外援方有所附丽，抗战才可期胜利。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必至众叛亲离，危亡可立而待。我们共产党深望国民党当局实行深切的反省，善处当前的时局，则非仅国民党之利，民族解放事业实利赖之。”
山西新军总指挥、晋西北边区行署主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在1941年4月间来到延安医疗休养，续范亭本来就患有肺病，经中山陵剖腹后，身体更加羸弱。晋西北的紧张战斗生活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使他痼疾复发，病情加重。所以，党中央指示晋绥分局，尽快地将续范亭护送到延安医疗。
党中央和毛泽东给予续范亭细致入微的关怀和照顾。续范亭先后在延安柳树店国际和平医院和枣园就医和休养，得到医术高明的苏联医生阿洛夫、米洛夫和美籍医生马海德、中国肺病专家何穆、内科专家鲁之俊的精心治疗。由于国民党对延安的封锁，当时医药极端困难，毛泽东等设法为续范亭从外地购买药品。1941年4月20日，毛泽东致电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告以“续范亭胃病甚重，似胃溃疡，来延医治，略有好转，请购药努食丁（Larostidin）20盒航快寄来为盼”。不到1个月，5月15日，毛泽东又致电当时在香港的廖承志和在重庆的周恩来，为续范亭购买治肠溃疡的注射剂德国药50盒，并嘱“从速寄来为盼”。7月2日，毛泽东致信续范亭：“重庆买的药已到两盒，送上应用，不知与你讲的那种无误否？闻尊体有进步，大家都欢喜。我有些不适，近日已略好，勿以为念。”
毛泽东一直十分挂念续范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