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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毛泽东同王稼祥、朱德就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战工作问题发出指示，指示说：“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极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作重要的修改
1940年下半年，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作了重要修改。这些修改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一些观点作了重要的发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修订本最早在《党建论文集》上发表。
1940年，毛泽东在为修改《抗日战士政治课本》致萧向荣的信中谈到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修改情况，他说：“战士课本写得很好。第一第二第四课看了，可即付印。第三课须加修改，望送来看，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中，我已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请你向罗迈同志索取一阅。在第三课中，主要应说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才有现实意义，亦请加以注意。”“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还有两次谈到这件事。在12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也有欧美派与亲日派的矛盾时，毛泽东说：过去我党没有把大资产阶级（即买办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直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及“七七决议”时才认识清楚。
12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准备写一篇文章，主要解释以下几点：1。 说明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过去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中没有说清楚。2。 《新民主主义论》虽说明了各党各派各阶级的联合专政，但没有把各党派联合专政的方针与具体政策联系起来。如地主资本家要人权、财权等便是具体的政策。现在各根据地土地政策、劳动政策都是过左的。如实行8小时工作制、过高增加工资等，必须解释清楚，把理论与实际政策说清楚。3。 实行自我批评，对过去我党的包办作风要有慎重的必要的自我批评。此外要把亲日派资产阶级与英美派资产阶级加以区别。
1940年12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华中地区的各项政策，致电中原局并告北方局、山东分局、东南局、南方局和南委。全文如下：“（一）苏北组织政权机关及民意机关时，应坚决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只占三分之一，在开始时还可少于三分之一，网罗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一切不积极反共之领袖人物参加，其中应有国民党中派及左派，韩国钧等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地主均应该参加，也可容许少数右派代表，真正组织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政权，力避我们包办。这对于全国是有大影响的。（二）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者减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钱。（三）土地政策应实行部分的减租减息，以争取基本农民群众，但不要减得太多，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旧债而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应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富农的经营原则上不变动。要向党内及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期，避免华北方面曾经发生过的过左错误。（四）同意胡服对税收办法的意见，在无更好办法之时暂时照旧法征税，唯苛杂应酌量减轻。（五）锄奸政策，以镇压众人皆恶之少数最反动分子为原则，极力避免多杀人。除政府外各机关团体不得自由捕人罚人。（六）经济政策是尽量发展工业农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力避破坏生产与商业，号召上海资本家到苏北办实业。（七）文化教育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容许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存在，容许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及教育家办报办学。（八）总之目前你们的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及封建大地主的专制主义及作初步的民生改良。一方面保证工农小资产阶级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另一方面也应保证除汉奸以外一切资本家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只要不武装暴动，任何党派阶层有活动之自由。应容许国民党之存在，应组织进步的国民党。（九）整个华中都应执行上述方针（当然华北亦如此）。（十）你们如何具体执行各项政策，望随时电告。”
《论政策》
1940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目前形势，毛泽东作长篇发言。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回顾了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对于统一战线政策（总的政策）、劳动政策、土地政策、锄奸政策、文化政策、干部政策、政权中的组织政策，都要准备总结，提议组织委员会负责。“七七决议”批评了“左”的错误，但对各个具体问题没有明确的指示。
毛泽东在发言中还指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错误。他说：我党历史上有三个时期。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到苏维埃时期，在秋收暴动中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苏维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实行消灭富农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下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在苏维埃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涨起来。现在我们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绝对的联合或斗争。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也有现在与将来之分，即反共也有高潮低潮之分。在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军队溃退，我们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可以大发展，因此对蒋的办法应是先斩后奏（如王震旅到绥米），先斩不奏。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发展。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发得太迟了。在建立政权和吸收知识分子问题上，我们曾经失去了一些时机。我们总的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战略上是统一的，游击战是独立的，即统一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在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发言后，毛泽东再次发言。他说：抗战以来的倾向，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主张苏维埃与国民党对立），国共合作后有一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1937年十二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在战略问题上，洛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前方同志不服从，到十二月会议及六中全会才得到正确的解决。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总结各项政策都要搞出条例来。
12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布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这个指示关于政策的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为《论政策》。指示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区别。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