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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报告。讨论结束后，毛泽东作结论，讲了战争问题、革命问题、中国问题、党与非党问题等。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7月5日，毛泽东起草的对时局宣言在《新中华报》发表。宣言的中心思想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同日，毛泽东为纪念抗战三周年而作的《团结到底》一文在《新中华报》发表。文章指出：“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
1940年，作家杨述在绥德编《陕北青年》时，写了一首《颂毛主席》的小诗。这首诗是：
一
陕北近年老鼠少，农民争说有大毛。
陕北年年闹旱荒，他老一到年成好。
二
演讲语并不惊人，大家听得味津津。
中国土生中国长，道地中国一平民。
三
从古无人比得上，他是中国的列宁。
千万人民齐爱戴，他和群众一条心。
四
平平常常书生貌，一颗勤劳大众心。
抗战恁都有法办，不论下雨与天晴。
五
主意出得不寻常，大事来临不发慌。
潇洒只缺鹅毛扇，慢条斯理写文章。
六
斯人运筹帷幄时，不知抽有几只烟？
斯人运筹帷幄后，不知是否已成眠。
绥德地区宣传部的领导认为这首诗贬低毛主席，不许刊登。杨述不服，将诗寄给毛泽东，请他看一下，予以批评。毛泽东看后认为，小诗无罪，可以刊登。
毛泽东在1940年3月11日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中，把中间势力划为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三部分人。
7月7日，根据毛泽东在6月26日和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决定扩大了中间势力的成分，指出这些还保存着抗战积极性的中间势力是：国民党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上层小资产阶级，各抗日小党派。
7月6日，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述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毛泽东在讲述这个决定，分析中间势力还保存抗战积极性时指出：“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
毛泽东在8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也谈到中间势力的问题。他说：中间势力的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现在注意了中间势力，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种观念，不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
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是规定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地境为冀察两省、鲁北及晋北一部。八路军、新四军应于奉命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27日，周恩来携带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飞回延安。
7月30日、8月1日、4日、7日、8日一共五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和南方党的工作报告。在8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长篇发言，讲政治形势和党的各项工作。
关于政治形势，毛泽东指出：国民党今后可能发展的方向是亲苏、和共、改良，但需要一个斗争过程。亲苏可能首先实现；和共问题，今后可能出现“大和小战”的局面，同时又可能是“外和内反”；要国民党改变政策，必须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现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是接近变化的时期。
关于党的各项工作，毛泽东指出：今后要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南方党的工作是带全国性的工作。南方党以巩固为主，但在没有党组织或党组织很少的地方发展还是必要的。其工作路线是普遍化，打入社会，肃清内奸，在国民党统治区党内要提出“打入社会”的口号。其经常工作有四项，即政治估计、组织问题、统一战线、文化工作。毛泽东最后指出：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和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他提议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
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指出：“目前国际国内形势，都表示出我们是处在新的巨大变化的时期中。”“由于日本切断我西南国际通路并积极向正面进攻，企图用增大压力分裂中国内部，压迫中国投降，这样就使中国抗战局面亦处在新的环境中，空前的困难时期与空前的投降危险快要到来了。”
7月18日，英、日在东京正式签订关于封锁滇缅路的协定，协定规定：自本日起对滇缅路实行封锁三个月，在10月18日以前的三个月，日本设法与中国成立“全面之和平”。
毛泽东在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时指出：日本企图以截断中国西南交通迫使中国言和，而蒋介石没有外援将不能继续抗战，所以中国抗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要准备这一年多是国际国内的大转变关头，中国处在大事变的前夜。我们在思想上要有各种准备。
中共中央于9月10日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指示说：“目前国际国内的政治情况，正处在剧烈变化的前夜，我党对这种变化，必须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但是，党内对于时局的悲观估计与不耐烦情绪，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加速准备一切条件，一方面准备迎接时局好转，一方面又准备对付投降派的突然事变。
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他起草的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作了说明，指出：应补充现在中国处在大事变的前夜。目前时局趋势有三个方向，一是维持现状，使抗战有利于大资产阶级；二是进步，在不损害大资产阶级利益前提下，对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部分的让步；三是投降，在重庆失守后中国将变为南北朝，会产生中国的贝当式的投降政府与汪精卫合流。我们的方针，是团结与争取进步派、中间派，分化顽固派，争取可能变化的顽固派，反对投降派，以争取时局的逐步好转，即亲苏、和共、政治改良的实现，再争取时局的彻底好转，即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毛泽东尤其强调：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组织上准备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使我们在任何可能变化条件下都能应付。
百团大战是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反攻
1940年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交通破袭战的《战役行动命令》。8月20日，交通破袭战开始。由于此战役八路军参战兵力达105个团，20余万人，所以史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至12月上旬基本结束。
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到百团大战，他说：关于百团大战，不要说是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现在还只是游击性的反攻。
9月20日，延安各界万余人隆重集会庆祝百团大战第一阶段（1940年8月20日至9月10日）的胜利，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朱德等在大会上讲了话。
9月23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作《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提到对百团大战的估计问题。他说：百团大战是敌我相持阶段中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反攻。这是“一次”，因为以后还要有；“更大规模”，表示以前有过大规模的反“扫荡”，但这次更大；“反‘扫荡’的战役反攻”，表示不是战略反攻。毛泽东还说：百团大战各地方都要干，要继续下去，同时要有防备顽固分子背后进攻的部署。
194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陕甘宁边区工作问题。会议决定边区中央局组成人员的名单和由任弼时领导边区工作。
在讨论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任弼时发言说：绥米专区由于实行合理负担，已收到两万石粮食，办法可行。他还提议：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工厂还是给工人发工资为好；边区发300万至500万纸币，作为扩大生产的资本，明年增加养羊300万头，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