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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第四，战争和战略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游击战争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第五，其他问题。结论报告的第三、第四部分，建国后分别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1月6日，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同日，全会闭幕。
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1938年12月1日，毛泽东应邀在抗大第四期一、三、四大队15个队毕业典礼上讲话。他说：早几天有几个同学哭脸，武汉、广州失掉了，因为不愿意地方失掉，爱国，这个哭脸是好的，那些汉奸才不会掉泪哩。但我们要知道今天失掉个把城市是不要紧的，因为我们是长期战争，那些城市总归要失掉的。今天还有长沙、南昌，西安也差不多了，它要来，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是打下去！要打多少年？五年还是六年我们不算数目，问问日本帝国主义要多少年？我们总归打下去，一直到胡子白了，于是把枪交给儿子，儿子的胡子又白了，再把枪交给孙子，孙子再交给孙子的儿子，再交给孙子的孙子……总要打下去。日本帝国主义倒不倒？不倒也差不多了。中国古时候有个故事，有一个老头子他要搬山，因为一座山挡在他家的门口，讨厌得很，所以要搬掉它；他的儿子也跟着他挖。他的隔壁也有一个老头子，说：“你要搬掉这个山，真是太笨了。”他回答说：“你才是太笨哩。你想想，我现在来搬这个山，我搬不完还有儿子，儿子搬不完，还有儿子的儿子，还有儿子的孙子……我的儿子是不断的，是生的，是长的，然而山却是不长的。”……我们要走下去，不半路上开小差，不像张国焘半路上忽然不见了。……我们将来要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现在我们就订一个条约：不开小差，坚持长期斗争，长期学习，不怕艰苦，与我们的朋友长期合作下去，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与国民党军邓宝珊部互通情报
1938年12月5日，毛泽东写信给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信中说：“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向邓报告防务，并送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决议、宣言等。当时邓宝珊部驻在榆林。我方获得的关于日军以及蒋介石顽固派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新动向情报，特别是关系到榆林的，都及时与邓宝珊通气。我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重大决策，也尽快地将主要精神告诉他们，以增强了解。这种关系是5月邓宝珊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后，逐渐建立起来的。
5月的一天，邓宝珊一行事先没有通知，突然途经延安，准备停留一下悄悄通过。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指示一定要予邓宝珊一行以热情的欢迎与优待，要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多住几天。盛情之下，邓宝珊不再推辞，答应当天不走，和中共党政军领导人见面。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同萧劲光等来到邓宝珊的住处，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融洽。接着毛泽东请邓宝珊等吃午饭。席间毛泽东与邓宝珊谈笑风生。毛泽东说：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我党合作的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合作得更好。邓宝珊也表示很有信心，他说：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毛主席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两党重新和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谈话中，毛泽东亲自挽留邓宝珊多住几天，到延安各处去参观、指导。邓宝珊被毛泽东的真挚情谊所感动，欣然决定改变计划，多住几天再走。结果邓宝珊在延安整整待了一个星期，到毛泽东的住处拜访了毛泽东，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出席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与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也进行了交往。
邓宝珊自从与毛泽东这一次初交后，每次到西安、重庆去开会，途经延安时，都要逗留几天乃至旬日。每次来，都受到毛泽东等的优厚款待。从此，毛泽东与邓宝珊的信使往来和礼品互赠也频繁起来。
杨令德是《大公报》记者，“七七”事变后，驻榆林从事采访工作。1938年初，杨令德将其外甥袁尘影送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没想到结业后因误会被拘押。杨令德当即给西北局的高岗和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写信，同时也给毛泽东写信，请求释放袁尘影。
1938年12月14日，毛泽东复信杨令德：“先生两信均收到了，因开六中全会，久稽奉复，至以为歉！但袁尘影兄早嘱高岗同志令经手机关释放，谅已获悉。此事不但我不知，高岗、仿吾亦均不知。经手机关根据晋西北材料，遽尔如此处置，甚为抱歉！尔后此间有何缺陷，倘有所闻，尚祈见告，俾资改进，不胜盼祷！”
当时，杨令德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信的，觉得能得到毛泽东吩咐秘书给回个字，就是喜出望外了。毛泽东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新闻记者给他的信，竟是这样重视，亲笔作复，令杨令德非常感动。他马上提笔又写一信向毛泽东致谢。
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再次复信杨令德：“十二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令甥被屈事，能邀先生谅解，为之欣慰。如先生高兴来延安一游，甚表欢迎。此致抗战敬礼！”
杨令德一连得到毛泽东两封亲笔信，而且这两封亲笔信写得那样谦虚、诚挚，真使他万分钦佩和感激。杨令德先生认为，这是他终身感念的殊荣。
1943年6月，杨令德作为秘书随邓宝珊将军由榆林南下重庆，途经延安，停留一周。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设宴招待邓宝珊一行。入席前，当邓宝珊介绍杨令德给毛泽东握手时，毛泽东以惊人的记忆马上想起四五年前的事，亲切地说：“噢，杨先生，我们还通过信呢。”
1939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建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六中全会后边区工作要有一个推动，要从边区议会做起，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造成对外有好的影响，因此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于1月17日至2月4日在延安召开，毛泽东有三次重要讲话。第一次是在1月17日的开幕会上。毛泽东指出：边区是全中国的一个部分，但这里有些新的东西，如民权主义，别的地方很少，民生主义，别的地方根本没有，这就是边区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现在全国坚持抗战，开参政会等等，在实行着三民主义，我们边区的参议会也是其一。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相互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行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的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