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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同志：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在毛泽东的发起下，徐特立共收到祝词、诗、文章等达千余篇。
1937年2月22日，在毛泽东的关怀下，《红军长征记》在延安编竣。内收110篇作品，计30余万字。因为国内政治形势变化，这部书推到1942年11月20日由八路军总政治部正式出版。毛泽东是这部书编写的发起人之一。1936年8月5日，他与红军前线、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联名给各部队和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的电报和信件。内称：“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另一件内称：“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这部书的具体编辑是丁玲、成仿吾、徐梦秋等。一共收到几千篇稿子。在正式出版前，一些作品已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起到积极作用，达到预期的目的。《红军长征记》的编纂工作是我党直接领导和发动的一次成功的写作运动。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协会和新中华社联会欢迎女作家史沫特莱到延安访问的集会。毛泽东还以“围剿”二字作了简短演说。
同日，毛泽东在凤凰山住处会见史沫特莱，就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同她进行了问答。
史沫特莱问：共产党现在执行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无改变？
毛泽东答：从基本上说来，是没有什么改变的。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善意中立；在这个基本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我们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民族的，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战线，这种民族战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许多。
问：新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否即可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民族战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答：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情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
问：对日作战是否已成为不可避免？
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德日协定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一步。
……
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在3月16日至4月3日的《新中华报》上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十分重视这篇谈话稿，曾想通过美国记者斯诺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国内外广为宣传。
3月10日，毛泽东致信斯诺：“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3月29日，毛泽东致信范长江，说：“你的文章（指范长江访问西安和延安后，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共抗日主张的新闻通讯——引者）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即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引者）一份，祭黄陵文一纸，借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延安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等56人。会议议程有两项：（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二）关于张国焘的错误问题。
3月23日，毛泽东就第一项议程发言。他说：现在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我们的政策变化，国民党的政策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一切都要带国防性，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方面的都是要为着抗日。毛泽东还指出：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
3月27日，会议开始第二项议程。首先张国焘作检查，他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但在一些具体的错误事实上，却又进行狡辩，拒不认错。3月30日，毛泽东就第二项议程发言。他主要批评了张国焘的“机械论”和“狭隘经验论”及其“后梯队思想”。他说：张国焘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老是将自己描绘成实际家，恰恰证明他是真正的经验论。那次我们接到捉了蒋介石的消息以后，他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张国焘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毛泽东接着说：张国焘的机械论，只看见形式，不看见内容。他把日本和蒋介石看作有无穷力量的魔鬼，害着恐日病和恐蒋病，说什么10倍于现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日本，在革命战争中只想起“后梯队”的作用。他看不见日本和蒋介石都存在着种种矛盾。他不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不知道红军中、共产党内部都有矛盾，只有加强党内斗争、思想教育和党内民主来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在最后指出：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干起。
会上，许多同志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并开除其党籍，撤销其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等职务。但毛泽东等考虑，为了挽救张国焘，还应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和时间，暂不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经过说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