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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过去也有两种意见。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5月13日，毛泽东就《大公报》宣传“准决战”问题，致电王明、周恩来等，指出：“《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作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
1938年5月11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对他提出的9个问题逐一作了回答。事后，施方白整理了谈话记录，他写道：“我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十八时见毛主席于延安城内，谈话一小时又十余分钟。上项九答记录，有关学术思想，为慎重起见，曾于翌日将原稿送请毛主席修正，此乃修正本也。”
施方白问：抗日胜利的把握如何？假使胜利的话，政治路线有无突变的可能？毛泽东回答：抗战的必胜，那是确有把握的。你所说的突变，如果指政治进步而言，那我可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施方白问：中国是不是需要社会革命？假使需要的话，是不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后？毛泽东回答：中国将来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不一定要经过如同西方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能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
施方白问：是不是在抗战胜利后就可进行社会革命？毛泽东回答：不是，条件还不具备，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5月12日，毛泽东还为施方白题写了赠言：“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
5月13日，毛泽东还把自己签名的一张照片赠送施方白。
1938年5月30日出版的《解放》第四十期上发表了毛泽东所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限制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进行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同时，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少数人轻视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上面。为了回答和解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要不要坚持和怎样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问题，毛泽东写了这篇文章。
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处于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而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野蛮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但日本是小国，兵力不足，必然在其占领区中有许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后单独作战，在战略上配合正面友军的正规战。并且由于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的广泛参加，因而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进攻一整套东西发生了。这样，就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分别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6个具体战略问题：（1）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2）和正规战争相配合；（3）建立根据地；（4）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5）向运动战发展；（6）正确的指挥关系。并指出“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对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略地位的认识，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由毛泽东题签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作为该书第七章收入这篇文章。建国后，以原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就指出“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还有一些人存在着“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在国民党内有人叫嚷“再战必亡”，有人则幻想依赖外援迅速结束战争。台儿庄胜利后，有人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此外，共产党内也有人过高地估计中国的力量，过低地估计日本的力量，存在着轻敌思想。
为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揭示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为全国人民指明胜利的方向，毛泽东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首先，毛泽东考察和论证了持久抗战的根据和发展过程，指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场战争双方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我进、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这些特点，规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根据敌我双方存在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毛泽东科学地预见持久抗战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即战略相持阶段；第三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并为这三个阶段描绘了一个轮廓。同时毛泽东还断言：“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抗日战争的实际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科学预见。
关于如何进行持久战和如何发扬自觉的能动性以争取战争最后胜利等问题，毛泽东首先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政治目的，离不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普遍深入的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其次，毛泽东进一步探讨了实行持久战总方针所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与原则。就全国抗战的三个阶段来说，战略防御和反攻两个阶段是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与阵地战为辅，而战略相持阶段则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与阵地战为辅。在整个战争中，正规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依靠正规战，尤其是运动战，但这不是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的战略作用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即向运动战发展。我军的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最后，毛泽东进一步突出阐明人民战争的思想，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量是要人去掌握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为夺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
《论持久战》首先在1938年7月1日出版的《解放》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全文刊出，同月延安解放社出版单行本。1939年1月重庆新华日报馆出版订正本。1938年7月9日，毛泽东为订正本写小注：“此书是最后校正本，与《解放》报发表的，有某些小的字句上的不同。”建国后，《论持久战》以原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938年春夏之交，一天毛泽东会见了德共党员、作家兼记者汉斯？希伯。希伯同毛泽东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