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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下旬，叶挺离开南京，途经武汉、西安来到延安。叶挺这次到延安，是为了向中共中央请示关于组建新四军的工作问题。
在延安，毛泽东亲自迎接他，为他设宴接风，多次进行广泛交谈。叶挺对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走过的一段曲折道路，作了自我解剖，再次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战略，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对叶挺在北伐战争和南昌、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的评价；对他充分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和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决心，表示热烈的欢迎。毛泽东和叶挺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敌后根据地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互相间取得了充分的谅解和信任。关于组建新四军的问题，毛泽东向叶挺提出：经过中共中央的郑重考虑，认为可争取将新四军的编制定为两师四旅八团。领导人可选叶挺为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参谋长。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叶挺同意这个方案，并提出，请党中央多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加强新四军的工作。毛泽东希望叶挺能据此方案向蒋介石本人和国民党军委会方面多做争取工作，同时还要向南京提出将陕北部队增编一个师。叶挺表示他一定照毛泽东的要求尽力去做。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在抗大礼堂亲自主持了一次欢迎叶挺的大会。毛泽东在欢迎大会上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受到党中央如此隆重的欢迎，心情十分激动。他在会上表示：“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11月7日，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来到延安。毛泽东为欢迎项英，也组织了一个晚会。他特意请项英、叶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叶挺和项英在延安相见，他们都想借着这个机会好好地谈一谈，但因叶挺急需赶回去处理有关组建新四军的重要事项，而项英又要留下与党中央讨论问题，两天之后他们便匆匆告别了。
叶挺在党中央逗留了10余天，于11月9日离开延安，返回武汉。
1937年10月，八路军129师为配合国民党打击沿正太铁路西犯之日军，在山西平定县集结，待机开进。10月23日，该师第386旅第771团在平定县七亘村地区遭日军一个联队和200余骑兵的袭击，伤亡30余人。消息传到延安，10月25日毛泽东立即给八路军各级负责人发出电报，指出：“屡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斗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10月28日，129师师长刘伯承亲自指挥772团第二次在七亘村设伏，由于料敌如神，谨慎用兵，取得“重叠设伏”的重大胜利。772团两次于七亘村设伏，共歼日军4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及其他大量的军用物资，挽回了七亘村受袭击的损失。
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
11月29日，毛泽东去延安机场迎接从苏联回国的王明。王明在苏联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国，是为了在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在5月制定的关于中国抗日形势和中共任务的“新政策”。王明离开莫斯科后，由王稼祥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
王明回国后，各地政治局委员大多已齐集延安。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2月9日至1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共13人。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项英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王明的报告分析了抗战爆发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的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的意见。但是，他又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表的名义，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提出“抗战高于一切”；批评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对形势的分析有错误；批评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一些正确观点，并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张。主要是：一、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忽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同阶级和集团的原则区别。二、反对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三、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幻想依靠“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求得抗日战争的速胜。
在会上毛泽东没有作正式报告，但他在两次发言中，正面阐述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正确主张。他说：团结御侮是我们的基本方针，统一战线问题要适合于这个总方针。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国民党内划为左、中、右派，而且左、中、右派会变动的。过去我们反对国民党派大官来也是必要的，因为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要派大批人来侮辱和破坏红军，应该拒绝。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来，而是说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这次会议，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王明的错误意见虽然一度影响了一些同志，但没有为全体与会同志所接受。会议决定成立由25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为书记，并由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五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秘书处。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中国南方各省党的工作。会议之后，王明前往武汉，并担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使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华中敌后地区的党的工作和开创根据地工作受到了一些不良影响；但是，就全党范围来说，还是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针为主。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使梁漱溟对抗战前途感到悲观，同时又想对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于是，梁漱溟产生了赴延安见毛泽东的念头。经蒋介石同意，中共方面表示欢迎，梁漱溟便很快成行。1938年1月5日，梁漱溟由西安前往延安，1月25日返回，往返共三个星期。在延安，毛泽东不仅设宴招待了梁漱溟，临走时又为梁送行，而且进行了6次长时间的交谈。有两次竟通宵达旦。他们谈的内容很多，主要的归纳如下。
梁问：造成1927年后国共两党分裂、斗争的客观因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