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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索安吃不准刚提审完怎么又要被叫出去，忐忐忑忑地跟着看守员来到走廊尽头的另一间小监房，被关了进去。此举令傅索安吃惊不小，她虽然没跟公检法打过交道，但是从以前看过的电影、小说以及“文化大革命”前有限的那些法制报道中获知一点：但凡单独关押的犯人，都是要犯，最后处置时前景都不乐观，不是无期徒刑就是死缓、死刑。傅索安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过自己就带人掘堤放水和列席队委会出了一个主意，竟会被定为要犯。从这时起傅索安开始意识到社会的复杂性和法律的威严。但和许多相同情况下陷入如此境地的人一样，此刻傅索安已经无法摆脱这种极其严重的危险境地了！
极度的恐惧和焦虑在傅索安身上产生了相当明显的反应，原本那一两天是她的例假临始日，她从进入青春期以来，例假临始一向很准，每月一次，前后不超过24小时。但是，这次所受的严重精神刺激影响了她的内分泌，例假未来。这为她这几天的越境投苏行动提供了方便，也为她以后当克格勃特工创造了条件。因为如在例假期内跳进东北冰冷的河水中泡一段时间，肯定会得妇科疾病，而患有妇科疾病的人是不能当克格勃特工的。后来，傅索安对人说起这一段事时，称她当克格勃特工乃是“天意”。
差不多也是在关进单人监房后的几小时里，傅索安头脑里开始浮现出“越狱”的念头。但当时因为思绪极乱，所以她并没有把“越狱”同“越境”联起来考虑。
1968年5月1日清晨3点多钟，傅索安在迷迷糊糊的半睡眠状态中被看守员唤醒，让她“出来”。监房外的走廊里站着二男一女三个看守员，傅索安刚走出监房，就被他们扭住，她的双手被反剪过来，扣上了一副手铐。
傅索安被押到看守所院于里时，看见她的五个同伴已经一字儿并排在架着电网的高墙下面壁而立。他们也扣着手铐，但却都是前铐。傅索安见状，又一次意识到自己已被定为首犯，心里深处泛起一阵凉意，禁不住颤抖不已。
看守员命令傅索安也站到墙边去，但和金国安五人保持着一段距离。刚刚站好，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的追捕人员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来到他们身后，其中一个嗓音宏亮而又透着威严的宣布道：“你们六个听着，现在把你们押解内蒙古。你们的犯罪地在那边，所以必须押往那边接受审处。押解途中，必须严守押解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叫行就行，叫住就住，不许擅自行动。二、押解途中，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所有行动在事先都必须向我们报告，获得许可后方可施行。三、从现在起，不准互相交谈，打暗号。不准唱歌、哼戏、怪叫。上述三条纪律，必须严格执行，如有违反，将按照押解规定予以制裁，直至执行枪决！都听明白了吗？”
金国安、李白波、费磊、王慧珍、陈冬芳都以连连点头表示，只有傅索安张嘴应了一声：“明白了！”
这时，看守所的大门打开了，从外面开进来两辆警车，车上有几名天津方面的警察，其中有一个是女的，他们跳到地下，跟内蒙古同行说了几句话，双方就把犯人往警车上押，傅索安、王慧珍、陈冬芳一辆，金国安、李白波、费磊一辆。
警车一驶出看守所大门，尽管马路上空旷无人，但还是鸣响了警报器，尖厉的警报声刺破了黎明的寂静，马路两侧的不少住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都爬起来开门开窗探看。警车很快就驶抵天津火车站，傅索安六人被押下车，被命令待在一间空行李房内，天津、内蒙古的十几名警察如临大敌一般地守在行李房周围。
行李房里，费磊正好坐在博索安旁边，这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侧着脸，用稚气未脱的眼睛望着傅索安，小声道：“傅姐，难道我们就这样完了？”
傅索安冷冷一笑，悄声道：“没准吧！”
这时，那个女民警推门而进，对着傅索安喝道：“不许说话！”她拉了张椅于，在傅索安面前坐下。这个举动使傅索安被迫取消了和费磊说几句话的意图，她没有料到，这是她和费磊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对话。
傅索安一行的这次特殊旅行，是先从天津去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那边进入内蒙古。天津市公安局已经和铁路方面取得联系，让在徐州开往哈尔滨的17O次直快列车上留出两个硬卧席厢（12个铺位），供内蒙古警方押解犯人用。清晨4点39分，170次直快准点直驶抵天津站，在站台边缓缓停下。警察把傅索安六人押上最后一节车厢，分别在最末两个席厢里安顿下来。六名犯人，每人一张卧铺，松开手铐的一个箍套，铐在床铺铁架上。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的五个追捕人员和天津警方借援给内蒙古同行的那个女警察，三个一组待在席厢里，严密监视着犯人。
4时52分，170次直快列车汽笛长鸣，驶离天津车站。王慧玲、陈冬芳禁不住泪如雨下，抽泣不已。
170次直快抵达哈尔滨后，按照押解计划，他们是在四小时后上开往海拉尔的列车。这四小时，当然不能押着犯人出站，追捕人员就把傅索安六人押往车站派出所在站内的治安值班室，关在里间，等列车来了好上路。
这六人中，也许是傅索安最早动脱逃念头，但是毫不犹豫付诸实施最早的却是费磊。这费磊出身工人家庭，自幼就是顽劣小子，长得又瘦又小，在学校里人都称他“瘦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经过将近两年无法无天的造反生活，他更是自由自在惯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冷不防被一副铐子扣住了双手，丢失了自由，对于他来说，真是比死还难过。所以，费磊打定主意，认定一个“逃”字。他不像博索安那样，做事会动脑筋，前三后四反复考虑后方才实施，他是不由分说，逮住机会就上。列车行驶途中，费磊想逃，但因为看得紧，只得罢休。现在，被关在治安值班室里，便认为时机已到，决定开始实施脱逃。
费磊瞅准追捕人员都去吃饭，外面只留下那个天津女民警的机会，走到门口提出要上厕所。那个女民警让他等一会儿，他不肯，摆出一副准备大吵大闹的架式。车站派出所的一个民警见了，便带费磊去。到了厕所门口，那个民警用钥匙给费磊开手铐。刚刚打开一个箍套，费磊突然蓄足劲道把一大口口水吐向对方脸部，随后拔腿便跑。
那个民警被口水蒙住了眼睛，伸手乱抓了一把，没揪住费磊。
待到擦去口水，定睛一看，费磊已经逃出十几米开外，马上紧追不舍。费磊接连蹿过几条横道线，来到一列停着的货车前，这是最后一条铁路了，过了这条铁路翻过不高的围墙，就算逃出车站了。费磊毫不犹豫，低下身子往车底下钻，想钻过列车，攀墙而逃。后面追赶的那个民警看见列车前方已经亮出了开车信号，不禁大惊，连忙扯开嗓子发出警告：“别跑！危险！”
但是已经迟了，费磊整个身子此刻早已钻进货车底下，就在这时，列车启动了。于是，悲剧发生了！
费磊之死对于博索安五人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刺激，他们在接下来的旅途中，几乎没吃一点东西，每个人都呆呆地坐着，神情木讷，形如木偶。追捕人员从人道主义出发，自己掏钱买了烧鸡，分给五个犯人吃，免得他们饿出病来。
1968年5月6日下午，傅索安一行被押到了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所在地根河，囚于公安处看守所。傅索安作为首犯，仍是单独关押。当天晚上，看守所把他们五人开出去，带到了一间会议室样的屋子里，由公安处一位干部对他们进行教育。原来，工作组知道傅索安一行已经押解来后，决定在5月8日、5月9日两天举行现场批斗会。公安处方面担心在押解途中出事故，所以派干部对傅索安五人进行教育。干部在教育中宣布费磊已经自绝于人民，警告其余五人不要走费磊之路，还说这是边境地区，军警民的革命警惕性极高，要想逃脱那无异于是白日做梦，痴心梦想！
这次教育对于傅索安来说，是一个提醒，但并未打消她脱逃的念头，而是提醒她应当谨慎行事。当天晚上，她开始盘算如何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实施脱逃，以及脱逃成功后的去向，她决定游过额尔古纳河，逃往苏联。至于逃过去之后的事，傅索安不去考虑了，她认为自己如若不逃也是死路一条，逃过去最坏的打算也是死，扯平。如果不死，则是她的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