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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1929年2月、6月、10月和12月给中共的指示
中，从没有讲清楚自己的战略计划，更不必说行动纲领了。或许被1930年春
李立三的报告和政治局的决议中的不安情绪所驱使，共产国际在同年6月或
7月给中国党的指示或信中至多也只是说：“必须集中注意去编成和巩固红
军，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
③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42—51页；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 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
第22页以下。
① 《红色文献》，第335和358页。这封信的日期笼统地写成1930年6月（见A。M。 格里戈里耶夫文，L。P。
杰柳辛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334—335页）。日 期的差异无助于断定这封信是在1930年6月11
日有重大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以前还是以后对中共战略计划的反应。
② 例如，见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的报告和L。毛焦尔文 ＇《国际时事通信》第5期第
40页（1929年8月20日）＇和L。毛焦尔文＇《国际 时事通信》第10期第18页（1930年4月10日）＇。
③ 江苏省委关于中央工作的意见，《中共的政治工作》第1集，第166—16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8页。
⑤ 《红旗》，1930年3月29日；《中央通信》，第15期（1928年11月8日）。
⑥ 《中央通信》，第70期（1930年2月26日）。
① 《红旗》，1930年8月16日。
中心城市．．．．。”②就夺取中心城市而言，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在看法上并无不同；
至于如何夺取这些城市，共产国际没有提出任何战略；关于促使革命形势成
熟，共产国际的指示含混不清；“将来”一词的含义可以任意猜测。这些疑
问看来只能让当地的领导人、战场上的指挥员自己去弄清。这正是李立三所
做的，他一旦弄清了这些疑问，就制订出他的行动纲领。这也是共产国际的
官方刊物《国际时事通信》在1930年8月7日一期上对李立三占领长沙的短
暂胜利感到高兴并加以赞赏的原因。
按党中央一位领导人的看法，城市斗争和夺取城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
比分散在偏远山区的游击活动意义更大、更具有决定性。但在游击队的领导
人看来，保住他们的根据地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甚至在第一次统一战线
崩溃前，毛泽东就已得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结论。③1928年
他和他的同志们在井冈山根据地周围的进展，恢复了他们对革命前途的信
心。毛并不担心农民斗争超过工人斗争。①然而他认识到这种斗争是漫长而艰
苦的，因为地主和军阀的统治不同于一小撮资本家在少数中心城市的统治，
前者渗透到中国农村的广大区域。②这种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政体的心脏
和大脑，而不只是它的四肢。毛根据1928年到1929年初的成就，在1929
年5月18日的瑞金会议上乐观地预言，他指挥的红军一年内可能占领江西全
省。
1930年初，当毛泽东写下那封著名的致林彪的信时，③他不仅纠正了他
早先的急躁，而且明确了他的战略：集中兵力占领县城，扩大红色地区，以
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加速革命高潮的到来。江西仍然是他的目标，这
就是他所理解的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种胜利能给中共一个稳固的
地方政权，作为今后发展的基础。至于城市斗争，这是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
围的时候，还不是武装起义的时候。毛在分析形势时，几乎没有注意世界经
济萧条，也没有注意中国军事派系间的较大规模的冲突。不管情况如何，他
都反对解散他的部队，也反对派遣他们去攻打像长沙那样远的城市。④
毛泽东勉强接受了李立三的命令，这是李的计划的一部分。1930年7月
底毛试图夺取南昌，当时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陷长沙，但又被守军击退。在
不到10天里，彭不得不撤出湖南省会。随后从9月1日到13日，毛和彭的
联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当毛看到这场斗争没有希望时，他劝说他的同志们撤
退，并把他们的力量用于重建和扩大苏维埃根据地。⑤在毛泽东看来，1930
年夏李立三的战略指示①就像是虚构的小说。
② 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43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③ 《毛泽东集》，第1卷，第175页。
① 同上书，第2卷，第133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59和128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135和13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4和61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9页，注四；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78—279 页；陈志让：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56—159页。第二次进攻长沙不是由共产国际下令的。见哈里森论李立三文，
《中国季刊》第14期，第187页和《王明选集》第3卷，第75页。
① 《王明选集》，第3卷，第56页。
王明的“两条路线”
随李立三路线失败而来的是蒋介石对苏区的一系列围剿。但中共的想法
却在完全不同的思路上。王明在1931年7月的著名的小册子《两条路线》中
设计出这一时期中共战略的理论框架，这本小册子大肆宣传战后的资本主义
危机正处于第三个发展阶段，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尖锐。②
似乎为支持这种论点，1931年9月18日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满洲。反对帝
国主义的斗争突然领先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1932年1月日本对上海的侵
犯不可避免地把那里的无产阶级卷了进去，虽然卷入的程度难以确定，却给
28个布尔什维克带来了让革命重新回到城市的一线希望。反对帝国主义的论
点和城市革命的战略一直是28个布尔什维克在30年代前半期的贯彻始终的
政策，直到1937年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为止。
在他们的领导下，战略依然是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但此时以农
村苏维埃的红军为唯一武器。这一战略的第一阶段是巩固和协调现存的和新
建的苏区。只有完成了这一阶段，中共才能为第二阶段夺取全国政权而战斗。
③1931年9月以后的反日高潮给28个布尔什维克以新的希望，他们在1932
年1月9日的战略计划《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再
次考虑攻占中心城市的可能性。“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
不同了。”①长江以南所有苏区都应争取与中央苏区连接，而长江以北也应这
样，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经过这样调整和协调，红军能在不久的将来向南
昌、福州和吉安进军，而长江以北的红军将威胁武汉、平汉铁路和长江航运
的安全。要做到这一点，红军不能只等待敌人进攻，要诱敌进入苏区，然后
消灭他们。这种战术被批评为出自“农村学究”之手，不是由马克思主义革
命家策划的。②周恩来本人在其著名的1931年少山报告中，对这种战术表示
强烈的不信任。1931年9月1日党对苏区领导人的指示，也认为游击战术的
重要性只是次要的，辅助的。红军必须在统一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下受不同的
训练，使之能适应阵地战，以赢得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③
新的战略需要新的军事领导。在1932年8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周
恩来接替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后来又成为整个红军的政治委
员。④
② 同上书，第246—269页。
③ 《王明选集》，第3卷，第50和74页。
① 《实话》，第3期（1932年4月20日）。
② 刘伯承文，《革命与战争》第1期（1932年8月1日）。
③ 周恩来文，《红星》第4期（1933年8月27日）；《王明选集》，第3卷，第74页。
④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45—348页。学者一般认为毛泽东与有周恩来 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
什维克进行了一场权力斗争，而金一平（音）（《中国共 产主义政治》）却提出“分工”理论，说毛泽东
专门负责政府，秦邦宪专门负 责党的工作，周恩来专门负责军队工作，形成集体领导。金一平的基本假设
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没有实际权力基础，只有理论言论，不敢向军队领 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挑战。
几乎没有文献证据支持这种说法，金一平的论 点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见勒维菲特著《中国共产主义，
1931—1934年》第86— 97页中的关于中共人员及其职分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