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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使中华民国背上了一个包袱,她必须保持一个统治以前曾构成清帝国
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和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地域的中央政权。然而,从帝国主义
解放民族的思想对此很少支持。事实上,在1912年2月清朝君主政体的消亡
粉碎了它曾创立的多民族和超民族的帝国前,民族主义的新原则已经削弱了
它的基础。
③ 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传统 的中国对外关系》,第
50—60页。
④ 莫里斯〓罗萨比编:《中国在对手之中:中央王国及其邻国,10—14世纪》。
① 韩德:《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和中国》,见该书第4章《李鸿 章外交政策中的美国,
1879—1895年》。
② 理查德〓J。史密斯:《雇佣兵与官吏:常胜军在19世纪的中国》;费正清《依 靠条约的共同统治》,载
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简言之,民族主义存在于正在使旧的大陆秩序黯然失色的“沿海”影响
之中。①晚清的政权已经很难控制汉人经济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蒙古王公
和喇嘛已经沦为中国商人掌握之中的债务人。中国移民也已挤入内蒙古、西
藏东部和满洲。用拉铁摩尔的话说,②这种中国“次帝国主义”向亚洲腹地的
渗透,在商业侵略和野心方面有它的对手,它们从俄国向蒙古和中亚以及从
英属印度向西藏进发。清帝国偏远的非汉族地区,于是发现它们自己处于扩
张中的俄、英大陆帝国和人口不断增长的中国汉族的夹缝之中。结果是亚洲
腹地的民族开始两面提防并培养它们自己的民族个性,同时嗾使欧洲人反对
中国人。1911年前的10年中,在当地晚清改良主义政策刺激下,蒙古和西
藏两地的反清独立运动已经兴起。①
在蒙古,扩张中的中国的蚕食已经结束了清朝利用部落王公和喇嘛上层
的回避和间接统治政策。随着畜牧经济被引入商业之中,统治阶级和普通百
姓都变得穷困起来,并向中国放债者借债,而清朝却减少了补贴和增加了税
收。②清末10年(1901—1911年)的新政向中国殖民和农业移民开放了蒙古,
允许通婚和蒙古人讲汉语,这种中国化对蒙古人原先保有的家园形成威胁。
地方政府的项目、兵役、铁路和其他改革,增加了清朝的税收要求,疏远了
蒙古上层,并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1911年7月,一群首领决定谋求独立并
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俄国寻求支持。
蒙古和西伯利亚有1700英里的边界,在19世纪中叶沙俄就已确定了对
蒙古的目标。俄国从北京获得越来越多的商业利益,并追求像对保护国那样
的优势;但是为了这一目的,圣彼得堡赞成蒙古继续在清朝宗主权下自治,
不赞成独立。原因是简单的,独立将使蒙古开放,与所有其他列强接触,这
些列强的远期商业权利将与俄国的既得权利竞争。一个独立国家不可能被作
为保护国接管而不与日本等其他列强发生外交冲突;而俄国以中国名义上的
宗主权为托词,却能获得事实上的优势。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极力宣称蒙古是
中国的一部分。1911年俄国的贸易比中国少,在那个地区大约只有800名俄
国人。因此俄国做出双重姿态——反对独立,但支持自治——并派遣两个连
的哥萨克去加强在库伦的领事馆的警卫。
1911年10月中国革命的爆发很快促使外蒙宣布独立。12月29日,库伦
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一种颇为中国化的方式被立为一个新国家的
神权统治者,而对中国的债务则被拒付。然而俄国并未承认外蒙是一个向国
际社会开放的主权国家,继续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俄国在开始装备和训练蒙
古军队的同时,于1912年1月发布了一个放弃任何领土野心的声明,并要求
北京放弃直接统治、殖民或驻军。1912年11月3日的俄蒙条约承认外蒙的
自治并确认俄国的贸易特权。但是俄国拒绝承认蒙古独立和库伦领导的包括
仍在中国统治下的西部部落在内的泛蒙古运动。只有1913年11月5日的俄
中条约承认蒙古在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模式;在恰克图经过漫长而激烈的谈
判后,1915年6月7日的中、俄、蒙三方协定再次确认了这个模式以及俄国
的经济权利。俄国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个中华民国无力反对的非正式保护
① 本书上卷第1章。
② 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第143—145页。
① 关于这些趋势,见莫里斯〓罗萨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与亚洲腹地》。
② 关于这个过程,见约瑟夫〓弗莱彻:《衰落中的蒙古游牧社会》,《剑桥中国 史》第10卷第8章。
国。
然而库伦的活佛(即博克多汗)的新政府打破了清朝曾在蒙古部族世俗
王公和喇嘛寺庙之间保持的平衡。一旦掌握权力,寺庙“在牧民、牲畜和牧
场等方面增加到与世俗王公不相上下的地步”,并开始将资源转用于纯宗教
的目的。这种神权政治的保守主义在北京遇到对抗,那里的中华民国试图保
留古代朝贡制度的外表,并至少在名义上维护蒙古王公的利益。但蒙古人民
革命党在10年内,在苏联的鼓励和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的先后领导下,于
1921年建立了一个新政府,并于1924年活佛去世后宣布蒙古为一个不再在
中国宗主权之下的共和国。①②
在西藏发生了类似的过程,但结局不同。英印对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拉达
克、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等山国的贸易和战略安全的关注促使英国
决心不让俄国势力波及西藏,这些山国在文化上,有时在政治上是西藏的藩
属。清朝在18世纪曾用武力确立对西藏以及尼泊尔的宗主权,而在1886年
中英《缅藏条约》里得到英国承认。然而在1904年,英国感到有必要抢在俄
国前头,她派遣荣赫鹏探险队开辟通往拉萨的道路,并就英国对西藏的保护
进行谈判。但伦敦对这个难以接近的世界屋脊所承担的义务逐渐减少;1906
年英国在中英条约里再次承认北京对西藏的宗主权,作为保护英国在那里的
利益的最佳方式。英国的目标是将俄国的势力阻止在西藏以外,她并不注意
西藏人对脱离中国独立的关心。
这就为1908年清朝再次强硬主张对西藏东部的统治提供了舞台;1910
年现代化装备的中国军队终于开进拉萨,一个中国行政当局试图在那里统
治。这破坏了北京和拉萨统治者之间古老的保护人与依附者的关系。这个神
权国家传统的统治者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不久,辛亥革命和清朝的崩溃导致
了中国驻军和官员被逐。年轻的中华民国难于再次主张对西藏有统治权,而
达赖喇嘛于1913年1月宣布西藏独立,据说还和库伦的活佛(在喇嘛教等级
中名列第三)签订了一项条约,互相承认独立。这导致了1914年英国、中国、
西藏在西姆拉的漫长的谈判,英印试图承认西藏的独立,但中国拒绝。虽然
西藏与印度的贸易和文化交往是独立进行的,但英国从未要求对西藏的保护
权或宗主权。中华民国坚持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而英国则认定中国有
宗主权(不是主权)和西藏有自治权(不是独立)的方案。这意味着中国不
直接控制西藏以及英印与西藏关系的加强,但只有英国留在印度以及中国依
然软弱和不稳定时才会如此。①
新疆和西藏一样,缺少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铁路,在民国初期也处在国际
政治的边缘。1890年的进士杨增新曾在甘肃和新疆供职20年,从1908年起
成为阿克苏兵备道员,1912年他被北京任命为新疆都督,并保持这个职位直
到1928年死去。他用胡萝卜加大棒和分而治之的办法安抚中国的革命者、维
吾尔穆斯林原教旨民族主义者和哈萨克部落,禁止官员腐化和鼓励贸易。他
使新疆事实上处于半自治状态,非常成功地隔离了中国和俄国双方动乱的破
① 托马斯〓E。尤因:《处于两大国夹缝中?中国和俄国在外蒙古的政策, 1911—1921年》,第39页和各
处。见彼得〓S。H。唐:《俄国和苏联在满 洲和外蒙古的政策,1911—1921年》第7—13章的全面叙述;又
见罗萨比: 《中国与亚洲腹地》第9章更近的概述。1917年以后的事件在B。希伦德夫和 M。桑吉道尔吉编
的官修《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第3卷《现代时期》中有叙述。
②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承认蒙古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