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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一方面期望同日本谅解以反对苏联，另一方面谋求与中国密切联系。
然而，当英美的卷入正在减小，同时纳粹德国稳步成为东亚事务中的一个要
素时，德国将如何为中日危机提供新的解决方法是不清楚的。②
④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第1卷，第167—191页。
① 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34—36页。
①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②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4章。约翰〓P。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 1938年》。关于1930
年代初期德国通过顾问泽克特和法肯豪森等人和通过翁 文灏主持的资源委员会培育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和
工业实力，见威廉〓C。柯尔 比：《德国与中华民国》。希特勒的转向日本使中德合作中断。
日本企图获得区域合作，1933—1937年
沈阳事件发生两年以后，人们已看清，当满洲危机可能给列强一个良好
时机来巩固战后国际体系时，他们没有把握时机。日本在满洲至高无上，它
无视这个体系。尽管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正在寻找防止更大规模战争
的办法，但是没有哪个西方强国有足够的实力或胆量对日本挑战。然而日本
外相广田弘毅相信，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能在已发生变化的现实的基础上
确定下来。他在1933年9月出任日本外相，他的外交试图以承认日本在满洲
的地位及其在中国的特殊权利和利益为基础，在亚洲恢复列强间的合作精
神。他所说的“日本、满洲和中国间的合作”，指日本愿意不将其征服扩张
到满洲以外，以回报中国的承认。在这个基础上，日本将促进中国本土的经
济发展，而中国将相应地停止反日政策。两国间的贸易将得到增长；它们的
经济关系将越来越相互依赖。同时，如果美、英等国承认新的现实，日本将
与这些国家“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太平洋的和平与稳定。换句话说，如果
工业强国懂得世界和平取决于承认日本在亚洲大陆的特殊需要和利益，这些
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是能够恢复的。①
对于新国际合作这一思想有很多话可说。它与德国当时在欧洲提出的
美、英等国认为值得接受的思想相似。这些强国愿意支持德国的修正主义，
以便将德国留在国际事务的某些限定的体系内。他们愿意互相保持密切接
触，以防止一个偶然事件发展为一场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本身也有
同样的要求。日本想迫使美英承认新形势，作为日本愿意维持大国合作框架
的代价。这是一个脆弱的政策，它依赖于日本和其他强国能看到的利益的微
妙平衡。它也将依赖于日本军方是否准备支持广田的策略以及中国领导人是
否愿意接受现状。
1934年广田不是没有取得成功。至少在表面上，日本军方支持利用和平
的和政治的手段来加强中日关系并增进日本在中国的利益。诚然，关东军和
辛丑和约天津驻军（所谓天津驻屯军）中的某些人已在策划入侵华北。南满
铁路渴望在满洲经济发展中保持其垄断地位，但因此受到非企业界的日本扩
张主义者日益增长的攻击，它也对将其业务扩展到长城以南感到兴趣。然而
此时，这些打算还没有形成日本控制华北的庞大计划。东京的军政首脑一定
对1931至1933年的成就感到满意。①
就列强而言，他们一般默认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他们甚至还表现出对
在那里的经济发展进行投资的某些兴趣。随着日本重新强调合作，日本与英
美之间的对抗正在消失。诚然，还有令人恼怒的事，如 1934年4月 17日的
天羽声明。在该声明中，外务省发言人强烈谴责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军事援助
以及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此项声明措辞含糊，而当华盛顿和伦
敦要求澄清时，外务省立刻让步，重申它坚持国际合作。②当然，不管多少花
言巧语都不能掩盖日本将自己视为东亚主要强国这一事实。然而，它准备在
此基础上重建国际合作的框架。毕竟这是这样一个年代，埃勒里〓S。斯托威
① 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年的日美 关系》，第135页。
① 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年》，载入江昭编：《中国人 与日本人：关于政治
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
② 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第108—110页。
尔正给美国外交官员讲授“国际法是强国的法，用来保护强国的财产，也是
为不妨碍与对手激烈竞争而详细制定的”。③日本正试图保持这种“强国”地
位，并许诺不将它的对手挤出亚洲。出于同一思想，外相广田对重新谈判海
军裁军条约以保持大国合作精神感兴趣。对他和对东京文职领导人来说，定
于1935年举行的海军谈判的成功将保证美、英和日本能面对新的现实继续共
处。不幸的是，日本海军另有想法。他们接受以无限制海军军备为后盾的独
立外交概念，反对达成国际协定的任何措施，特别反对与美国达成裁军协定。
④然而，甚至海军也没看出即将到来的战争前景。它要求的是在西太平洋的优
势，政府正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取得它。虽然与美国的海上冲突被看作特别可
能，但日本海军更有兴趣同英国在东亚达成妥协。当然，这种妥协能否成功
将取决于美、英是否愿意支持它，在这里我们又回到海军裁军谈判，以此来
检验三国合作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当时这三个国家仍在寻求在亚洲和太平
洋稳定他们关系的途径，至少他们还准备会谈。
1934年，南京政府也作了人事变动，好像准备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同日
本讨论解决办法。宋子文，这位直言不讳的反对日本侵略的人物，1933年末
从伦敦回国后，由孔祥熙接替。汪精卫留任外交部长，而唐有壬，一个受日
本教育的官僚，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另一名日本大学的毕业生高宗武被新
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代理司长。在这些官员下面，有许多人曾在日本受过训
练和教育。与施肇基和顾维钧这样一些几乎完全亲西方的更著名的外交家不
同，这些官员与日本的外交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都有私交。松本重治回
忆录——1933到1937年中日非正式关系的最佳资料——不仅列出汪、唐和
高，而且还有当时他接触过的许多商人、军官、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他报
导说，他们当中多数表示了与日本和解的认真愿望。他们的论证是多方面的。
有些人认为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分子是中国的主要威胁，而在根除这种威
胁前，必须与日本维持和平。其他人深信中国需要经济复兴和工业化。他们
认为必须转向西方强国寻求资本和技术，同时他们也相信，如果摒弃日本，
这样的事业决不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这些中国人谋求通过两国合作的
对话来阻止日本进一步的侵略行动。他们感到，通过提出合作，他们将赢得
足够的日本人的支持，使军方极端分子能被孤立和遏制。①
这就是1934年有吉明公使同包括外交部长汪精卫在内的中国官员的会
谈的背景。气氛很融洽，以致天羽声明发表时，汪精卫只提出一个敷衍了事
的抗议。接下来的一系列谈判都很圆满，包括满洲同中国本土的通邮、接轨、
修改税则以及债务结算。到年底日本表示准备将其驻中国的公使馆升格为大
使馆，象征日本承认中国新获得的大国地位，中日两国领导人明显地取得了
共识，即两国通过友好合作比通过互相指责更为有利。他们愿意结束1931
年之后两国极端敌视的关系。这至少会达成对现状的默认，中国接受满洲作
为一个分离实体的存在，而日本则保证不谋求面向南方的进一步领土要求。
中国还愿意承诺压制学生、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军阀的反日运动，作为对日
本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报答。
③ 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第94页。
④ 斯蒂芬〓E。佩尔兹：《奔向珍珠港事变：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失败和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开始》，第56—63
页。①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第2卷，第104—126页。
1934年中国愿意与日本妥协部分地反映了国际格局。中国曾指望的对日
本的排斥并未实现。美国正按照白银购买法执行一项自我中心的政策，开始
以高出世界市场的价格搜购白银。直接结果是其他国家，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