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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关于为人祈求长寿的和平教派，见戴维〓凯利：《寺庙和贡舶：18世纪罗汉 教派与疍民结社》，《现
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361—391页和理查德〓石：《没有造反的太平盛世说：华北
的黄天道》，《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305—337页。肯尼思〓利伯索尔：《天津
这种宗教相信新的公正时代的到来，强调自我解救并吸收民间武术，在适当
的情况下有可能促进叛乱从当地爆发开来——如1813年八卦教很快从其他
社会和市场结构动员徒众，或如太平军和义和团迅速从原来基地向外蔓延。④
对淮河以北苏、豫、皖三省水患频仍的贫困地区加以研究，发现叛乱出
自家族及社区网络制订的掠夺性或保护性的策略，目的在于使它们的成员能
在那毫无指望的居住地区继续生存下去。掠夺性的策略利用抢劫、求乞、走
私和械斗；保护性的策略则建立民团和联庄会，构筑设防的村寨。这两种策
略互相作用，并都要建立武装力量；地方的平衡一旦遭到破坏，两者都能扩
大成为叛乱。①这种观点强调农村动荡的连续性及其非革命的特性适用于某些
地区常有的动荡状况，如广东的宗族械斗。
正如19世纪太平天国叛乱和义和团叛乱所表明的那样，非法的社会组织
的各个方面和社会动荡的不同原因，有时可能合在一起成为超越其根源的运
动。这样的主要事件，十分清楚地提出了革命潜力的问题，以及传统的太平
盛世观念和经济反抗的局限性。
有些人认为流产的革命太平天国叛乱的原因包括穷困和社会分裂、外国
经济的有害冲击、对侵略的爱国愤慨、蔑视军事上虚弱的政府——这些原因
听起来很像提出来说明20世纪革命的那些原因。由基督教变通而来的太平盛
世的使命与乌托邦式的憧憬，鼓舞一支热诚的队伍快速地进军，并对儒家的
伦理和信仰规范提出了强烈的挑战。社会平等主义和重新分配土地的纲领，
是就农民的不满提出的，这一反应显示了对地主的敌视，若是在20世纪，它
会把农民吸引到共产主义的纲领上来。太平天国领袖们所拟定的理想主义的
社会政治结构，本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政府制度。既然太平神示的先验
的普济主义所提出的一些主张似乎有点夸张，同时它不只是一场农民革命，
它实在是20世纪中叶以前对农村困苦做出的规模最为巨大的尝试。②
然而，由于领导及组织上的内部弱点和名流领导的反对派的强大力量，
太平军失败了。他们由于中国社会顽固的地方主义而告失败。他们一旦放弃
原先在广西的根据地，在长江流域建立政府就不能深入到社区中去。太平军
没有充分发动农民，没有赢得名流的支持，秘密帮会也保持自身的独立。最
后，太平军来到长江下游，已不是革命者，而成了入侵者，同样杀害穷人和
富人。① 这次叛乱未能变更社会秩序，其主要历史遗产是有助于发动50年后
推翻清朝的其他社会政治力量。
义和团绝非革命团体，但是，它短暂的叛乱把农村动荡的许多方面结合
在一起，并且引发了与义和团起源毫不相干的诸多事件。②义和团同白莲教有
直接组织联系的史料很分散，也不足为凭。然而，义和团确实实行教派礼仪，
的革命与传统，1949—1952年》第14—15页提到1950年天津的许多和平教派。
④ 欧大年：《抉择：中国社会中的民间教派》，《现代中国》第7卷第2期（1981年4月），第159—161，
167—168页；斯特万〓哈勒尔和裴宜理：《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导论》，《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
年7月），第288—293页。关于太平天国基督教的太平盛世方面，见孔斐力：《太平天国幻想的渊源：中
国人造反的跨文化方面》，《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19卷第3期（1977年7月），第350—366页；和
鲁道夫〓瓦格纳：《重新制定天国的美景》。
①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3章。
① 寇尔：《民众对太平军：包立生的东安义军》，第7—21页。
② 这种说法依据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文史哲》1981年第1期， 第22—31页。
并吸收了某些教派的信仰，与山东西部的天主教社区抗衡。义和团的地方团
体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在山东省相对繁荣的西南部，地主势力强，
租佃率高，义和团开始是名流领导的防御土匪抢劫的地方自卫团体。在比较
贫困的西北部，土地产量不高，不足以吸引地主投资，租佃率也相对较低。
在这里，由普通村民领导的义和神拳实行平等主义的仪式，通过这样的仪式，
任何神灵附体的人都可被奉为神。山东巡抚支持拳民组织起来保卫村寨，却
没有认识到西北部的义和拳根本不同。就是这些不受势弱的名流约束的神拳
成员，无所顾忌地扩张到直隶东部，有转而反对官吏的危险，但是他们最为
敌视的是基督教徒和外国人。
一旦运动开始扩大到失去控制，它就灾难性地变得与朝政有了牵连。朝
廷的保守派试图利用义和团来加强他们的地位，同时摆脱外国人对国家的干
扰，如此高层的支持，使运动得以更加迅速地发展，这种运动政府通常都会
设法加以镇压。它立即激起了外国干预。运动的不同阶段因而涉及各种社会
力量不同的配合。最后出现的政治后果，包括南方名流疏远政府和对庚子赔
款附加税的愤恨，和这一事件开始时可预见的任何结果相去甚远。
这两次叛乱均显示出极端分子的潜在势力，不过都未能改变当时的社会
结构就终止了。它们失败了，不仅因为反对的力量更强大，而且因为叛乱的
领袖们（徒众就更谈不上）没有新秩序的明确规划。农村强烈不满所孕育的
政治可能性，尚待在不同类型的领导下变为现实。
工人运动及其农村纽带
在20世纪，工业化开始产生明显的城市无产阶级。不过城市工人既不是
新现象，离开其农民出身也不甚远。工匠和劳工久已是城市景象的一部分。
他们常常是特定农村地区的移居者，暂时住在城市。他们的帮伙组织、秘密
帮会、同乡会、行会，同农村社会组织不是截然分开的。实际上，在高度商
业化的珠江三角洲，19世纪的行会可以横跨城镇作坊和乡村家庭生产者的统
一体，并与地方宗族和教派组织互相影响。①
使用蒸汽动力工厂的引进，开始改变了这种状况。因为它把数量更多的
工人集结在主要由客观市场力量支配其活动的、性质不同的城市环境中，然
而，并没有同过去截然中断关系。一方面，介乎老式手工作坊和大工厂之间，
有许多由动力驱动机器的小工场。另一方面，工厂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
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民国时期，城市不断从乡村吸收农民，他们随
身带来了旧的行为方式。①
这些工人常常来自某些特定的地区，和家庭并没有断绝联系。例如，上
海的纺织女工主要来自江苏南部。特别是无锡和常州，或来自江苏北部。雇
佣反映出私人关系，车间常由同村的姑娘组成。同样，天津铁工厂的徒工是
从河北某些有锻铁传统的县招来的，并很可能因原来在乡间的亲戚关系、同
① 谢文孙：《中国农村的行会资本主义：珠江三角洲乡村企业家创业的传统， 1875—1925年》（1982年
11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讨论会上提出的论 文），第1—4页。
① 艾琳〓托伊伯：《日本、台湾和中国东北的移民和城市》，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
国城市》，第374页；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 的城市网和德川时代的日本》，第78页。
乡关系或其他个人关系而同工厂主有联系。②
这类别国早期工业化共有的典型模式，从一种观点看，意味着无产阶级
是高度流动的农村平民在城市的投影。工人不一定长期留在城市，姑娘们回
家乡结婚。老工人常常把家留在乡下，而且有史料证明，30年代经济萧条时
期，长江下游城市的失业工人回到了乡下。工资也补充了农民家庭的收入。
童工的部分所得可能直接送交父母。境遇较好的家庭可用城市工人所得的工
资购置土地；较贫困的家庭则用来维持生活。③城市工人的社会观点，很可能
取决于在农村的家是否要他（她）以工资弥补家庭农业收入之不足，或他（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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